消失的“慢”

一九九五年，米兰·昆德拉在小说《慢》的开头分享了这样的困惑：似乎很难见到慢悠悠闲荡的人了，民歌小调中游手好闲的英雄或露天过夜的流浪汉，都随着乡间小道、草原、林间空地和大自然一起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速度，每个人都像跨坐在摩托上，随时准备飞驰而去。缓慢消失，悠闲不再，而慢的乐趣早已失传。

加速让我们获取了更多的物品、更快的交易、更迅速的成长，但并没有带来真正的丰富性。就像被昆德拉拿来对比的跑步者与摩托车手：跑步的人身上总有自己的存在，他会想到脚上的水泡、口中的喘气、自己的体重和年纪，他比任何时候都意识到自身和岁月；而当人把速度与性能托付给一台机器时，一切都变了，身体已被置之度外，交给了一种无形的、非物质化的速度，纯粹的速度，令人出神的速度。

于是，在速度提供的乌托邦中，一种奇怪的局面出现了：充实夹杂着空虚，激情伴随着惆怅，紧张中饱含怠惰，好奇却充满厌烦。我们谈论着自由、解放、欲望、爱情—却很难感受到它们。在“真实”的时间中，所有的事情都在加速，直到时间本身消失，直到经验和体验开始贬值，直到我们再也讲不出故事。本雅明在《讲故事的人》中曾写道：

乘坐马拉车上学的一代人现在伫立于荒郊野地，头顶上苍茫的天穹早已物换星移，唯独白云依旧。孑立于白云之下，深陷天摧地塌暴力场中的，是那渺小、孱弱的人的躯体。

置身于加速的时代，面对瞬息万变的局面，个体似乎越来越渺小，越来越觉得生活不受掌控。不断更新迭代的技术、涌入眼帘的各种信息，并不会给我们带来安全感与确定感。在这样的时刻，总有人忍不住追问：如果不知道方向，为何要加速向前？

美好的承诺

现代社会至少从一开始是带着美好的承诺开启加速进程的。当第一台珍妮纺纱机在兰开夏郡纺织厂运转时，当史蒂芬逊于一八一四年制造出第一列在铁轨上行驶的蒸汽机车时，当莱特兄弟的“飞行者一号”首飞成功时……世界开始了加速的过程。

加速最初的承诺是自由、高效，是更好的生活，是令我们从僵化的秩序中走出，在技术的加持下获得自主性。正是加速技术让生产不断革命，让社会关系不停动荡，让一切坚固的东西烟消云散，让人们直面生活的真实状况和他们的相互关系。如果褪去怀旧浪漫主义的想象，从前的缓慢并不一定等同于美好。缓慢有时也意味着艰难、贫穷、封闭、低效、不便，当车马都慢的时候，个体往往也受制于环境，不能在更大的空间施展才能。

慢，意味着确定性甚至僵化，意味着世界被一种“存在巨链”的世界观所支配，从一粒微尘到人类整体，都被安排在一条具有目的性的等级序列上。此时的世界非常充实，从可感世界到理念世界，每个位置都会被填充，不会为个别事物预留偶然活动的空间。缓慢时代的完满，可能更多是一种强制的善，世间万物在此都要接受既定秩序的安排，这是一个绝对的世界，一个单一的世界。比如古人的生活，岁月随时节而动，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虽有不同但不会有本质变化，世界稳定束缚在自然与土地之上。

在此背景下，加速意味著一种挣脱，一种告别，一种自由。那个僵化的、没有差异性的“存在巨链”，此刻忽然断开了。得益于交通、能源、通信、信息、管理等方面的发展，人们真正感受到了世界的差异性，其中最重要的是工业化和火车带来的交通革命。

希弗尔布施在《铁道之旅：19世纪空间与时间的工业化》中为我们呈现了现代世界加速的画面，借助于火车，人们用时间消灭了空间距离，铁路延伸到遥远的地区，让远方变得触手可及。货物突破产地局限，进入更多市场，商品的集聚堆出了一种共时性的空间，它将商品从地方关系中扯出，也就此失去其传承之地，失去传统的空间—时间存在。正是在这向外拓展的过程中，人们真正感受到了差异，过去那个坚固的秩序被打破，带着对美好社会的期待，技术为现代性的加速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呼啸而行的火车拖曳着社会的整体结构，朝向一个更进步的未来驶去。

除去时空的变迁，加速的影响更直接作用于心理。稳定性降低，掌控感丧失，竞争不断强化，在这加速的进程中，个体将体验到一种不断被卷入的状态，而他所能做的是更积极主动地投入“被卷”，似乎只有这样才能免除恐惧，获得自尊、自信、认同感等。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这是人们真切的感受，也是追寻自我价值和美好生活所不得不选择的路径—尽管这样的美好有些迫不得已。

时间至上

当火车从铁轨呼啸而过，时间也开始了标准化、理性化的进程。一八四七年十二月十一日，英国铁路进行了时间的标准化，这一标准时间在随后的几年一直被称为“铁路时间”。到一八五五年，英国所有公共钟表都与格林尼治标准时间同步，标准化时间及其时间表保证了火车和船舶的安全运行，相应地也提高了生产和流通的速度。自此，时间从缓慢、关联地方的节奏中脱离，进入标准化、抽象化、高效化的进程。时间开始关乎速度，速度也进一步让我们感受时间。

在标准时间诞生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用日晷、沙漏或者钟声来标记时间，记录四季的更迭、万物的循环往复。人们存在于时空中，并感受着时空，它作为一种质性的时间语言，有规律地调节着个体之间、世俗与神圣之间、生者与死者之间被铭记或遗忘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