忻州古称九原、新兴、秀容，州城历代多为郡、州治所在。其处于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交汇地带，是中原通往塞外的重要咽喉要道，历史文化底蕴深厚。随着历代王朝的更迭，忻州城市的功能也在不断发生转化。从战略地位而论，忻州南接太原、内靠三关，自古就有“省会藩屏”“三关锁钥”之称，是历代必争的军事要地。从经济贸易而言，忻州城是晋北地区的茶马古商道的支点城市；从建筑价值看，古城内的传统建筑类型丰富，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研究忻州古城的历史变迁，厘清忻州的历史文化渊源，把握当地的文化特色，挖掘多元文化内涵，有助于打造具有独特魅力的历史文化名城。

忻州古城的历史变迁

（一）东汉“初置”，胡汉杂居的边郡

忻州古为冀州之地，春秋前期为戎狄所居，后属晋，三家分晋之后归赵所有。秦庄襄王三年（前247年），初置太原郡，本境是其辖区。西汉至东汉前中期，本境为太原郡阳曲县地。忻州有正式的行政建置始于东汉末曹操设置新兴郡。

东汉时期，匈奴内部发生分裂。从汉安帝永初三年（109年）到灵帝中平五年（188年），入居山西的南匈奴部落内部冲突加剧，不断袭扰内地边郡，其部众纷纷随首领南迁，大多数集中到并州中部的汾河流域一带。南匈奴的侵袭、内迁直接造成沿边诸郡人口流失、土地荒芜。《晋书·地理志》载：“灵帝末，羌胡大扰，定襄、云中、五原、朔方、上郡等五郡并流徙分散。”大批汉人向内地逃亡造成沿边县邑空虚，编户耗减，使得统治者致力于安抚流民，兴复县邑。《三国志》记载：建安二十年（215年）曹操集塞下荒地，“省云中、定襄、五原、朔方郡，郡置一县领其民，合以为新兴郡。”郡治为九原，这是最早的忻州城。

新兴郡是曹操为纠集流民而专门设置的郡，这既是对东汉政府以往治边之策的沿袭，又是基于边地荒废、人口流散的状况作出的编户流民、发展生产的重要决定。在招抚南匈奴之后，曹操將匈奴部众分为五部，诏令他们散居并州太原、西河、雁门、新兴和司州的河东等六郡。《晋书·四夷列传》载：“岁给丝绢钱谷……其部落随所居郡县，使宰牧之，与编户大同，而不输贡赋。”此时忻州境内汉族流民与北部匈奴共同生活，成为曹魏政府统治下的“编户”，从事农业耕作。

东汉置郡是忻州城市形成过程中的一大节点，这一时期匈奴与汉族人民共同生活在忻州这块土地上，开垦荒地、发展生产。以此为起点，忻州逐渐成为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农耕民族相互碰撞与融合的前沿。

（二）魏晋动乱，多民族融合的前沿

西晋代魏后，九原仍属新兴郡。晋惠帝元康年间（291—299），新兴郡改名为晋昌郡。如《大清一统志》忻州条云：“新兴郡，元康中改为晋昌郡，寻复名。”晋武帝太康十年（289年）司马炎改五部帅为五部都尉，诏以刘渊为北部都尉，新兴郡成为匈奴刘渊部族势力盘踞之地。东晋十六国时期，本境仍为新兴郡九原县。先后为前赵、后赵、前燕、前秦、后燕所据。

地处汉民族与草原民族的结合地带，也是旱地农业与草原游牧的融汇之处，新兴郡早在十六国之前就是匈奴与汉人杂居之地。两晋十六国时期，作为进入中原地带的通道，新兴郡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故而境内战乱频发，其先后归属匈奴、鲜卑、羯、氐等多个少数民族政权，加上原有的汉族政权，可见其势力结构的庞杂，如此也造成了境内居民结构的复杂。《晋书·北狄匈奴传》记载：“晋泰始元年（265年），塞外匈奴大水，塞泥、黑难等两万余落归化，帝复纳之，使居河西故宜阳城下，后复与晋人杂居。由是，平阳、西河、太原、新兴、上党、乐平诸郡，靡不有焉。”另外忻州有呼延村，此匈奴之姓也。今有单姓“呼”者，乃呼延之单称。呼延氏是匈奴大贵族，刘渊的母亲就姓呼延。另外忻州还有村名叫做“部落”，这些皆是古代少数民族南迁入塞后定居忻州的证明，同时亦是魏晋之际，忻州民族融合的表现。

（三）南北朝时期，帝都的近畿地带

北魏建立后，建都平城，新兴郡就成为帝都的近畿地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