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线建设”是自1964年起在我国中西部地区的13个省、自治区进行的一场以战备为指导思想的大规模国防、科技、工业和交通基本设施建设，是我国经济史上一次极大规模的工业迁移过程，“三线建设”的实施，为增强我国国防实力、改善生产力布局以及中国中西部地区工业化作出了极大贡献。
“三线建设”作为当时全国性的战略路线，建设了众多的工业厂矿，对每个地区的经济都产生了影响，现在虽然大多已经搬迁废弃，但是作为工业遗产仍有其重要的歷史意义。本文介绍的就是“三线建设”时期的20世纪70年代，中国人民银行在山西省高平县釜山乡宋家沟兴建的“小三线”企业，作为国营五四一厂（今北京印钞有限公司）后备厂的国营一四五厂。
“三线建设”战略的提出
20世纪60年代初，国际上出现了反动势力联合反华的严峻形势，使全国东西南北都受到来自各方的军事威胁，国家安全问题突出地摆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面前。1964年5月15日到6月1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作出了建设三线的重大战略决策。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指出：在原子弹时期，没有后方不行。他提出了把全国划分一二三线的战略思路，要下决心搞“三线建设”。同时一二线也要搞点军事工业，各省都要有军事工业，要自己造步枪、冲锋枪、轻重机枪、迫击炮、子弹、炸药。毛泽东的这番话，引起与会同志的共鸣。大家一致拥护他的主张，全国备战的气氛日趋浓厚。“三线建设”战略决策的提出，是党中央和毛泽东对当时的国际形势进行认真分析和判断后作出的，其直接原因和基本出发点是准备对付可能发生的外敌入侵。
1964年12月召开的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确定：1965年和以后一个时期基本建设的中心是集中力量建设三线，采取多快好省的方法，在我国纵深地区建立一个工农结合的、为国防和农业服务的、比较完整的战略后方基地。“三线建设”战略的提出，标志着我国经济建设指导方针由调整初期确立的以大力发展农业、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中心转向以加强国防、加快“三线建设”为中心。随着这一转变，我国经济建设的重点迅速从东部沿海转向内陆地区，从而开始了大规模的“三线建设”。
所谓一二三线，是按我国地理区域划分的，沿海地区为一线，中部地区为二线，后方地区为三线。三线主要分为两大片，一是包括云贵川三省的全部或大部分及湘西、鄂西地区的西南三线；另一是包括陕甘宁青四省区的全部或大部分及豫西、晋西地区的西北三线。三线又有大小之分，西南、西北为大三线，中部及沿海地区省区的腹地为小三线。
“三线建设”是在中共中央、国务院的领导下，中央各有关部门和地方各级密切配合，通过建立层层强有力的工作机构来组织指挥和实施的。中共中央做出建设三线的决策后，由于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地形条件，山西的广大地区被划入“三线建设”的范围，确定管涔山区为北京市的战略后方基地，以长治市为中心的太行山区为天津市的战略后方基地，吕梁山区为太原市的战略后方基地。1970年初，又将晋南中条山区作为中国的坦克基地。山西的国防工业建设主要是围绕上述基地建设展开的。
从对山西的影响来说，虽然“三线建设”在当时是从战略出发的，但对地方的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也起了重大作用，产生了深远影响。为了支援和加强“三线建设”，山西省委在1965年成立了“三线建设”领导小组，同时组建了3个建设指挥部：第一建设指挥部设在大同市，负责协助北京市后方基地建设；第二建设指挥部设在长治市，负责协助天津市后方基地建设和战备搬迁工作；第三建设指挥部设在隰县。负责太原市后方基地建设。在具体项目的组织与实施上，也都采取了指挥部的形式。工程建设指挥部，既管理工程建设，又管理设计和施工队伍，是一种按战时动员体制组织起来的高度集中的建设管理方式。
一四五厂作为后备工厂选址勘探
1965年前后，中国人民银行与其他部委一样，开始了所属企业的“三线建设”。1965年4月，中国人民银行派人经过数次勘察、选点，最终决定在四川盆地北部的旺苍县定点，筹建印钞、造纸、机械制造和贵金属提炼、热点等四个企业，定名为东河印制公司。到了20世纪70年代初，国际形势愈加险峻，为此，毛泽东主席又发出了“备战备荒为人民”“三线建设要抓紧”的号召。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民银行又决定建设山西高平县（一四五厂）和江西莲花县（七一二厂）的两个小三线厂，作为北京五四一厂（现北京印钞公司）和上海五四二厂（现上海印钞公司）的分厂，两地作战。
于是，在1970年8月4日和9月4日，财政部先后派五四一厂杨恒昌、魏仁斋等9位工作人员和黄文真等5位工作人员前往豫北、晋南、垣曲、洪洞等县和晋东南等地进行选点。通过对20余县的比较分析，选点小组拟定山西省高平县为厂址，并于11月5日向国务院和山西省“革命委员会”提出《关于财政部印钞厂和金库三线厂建设定点的报告》。
1970年11月，五四一厂李玉福（军代表）、魏仁斋等人实地查看现场，认为高平县宋家沟地势太窄，后到潞城、平顺两县踏勘，潞城南面比较平坦、宽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