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是清王朝疆域内的海防重地，“东为台、澎唇齿，西为泉、漳门户，北达会垣，通省咽喉所在”。《厦门志》卷三记载：“厦门海防首要地也，水师提标五营驻之”。清取代明后，泉州衰败，厦门异军突起，一度成为清朝对外开放的通商口岸之一。即使清政府对外封闭厦门后，其航运业、造船业，因与台湾的商贸关系而得以维持和发展。至于民间航运业主和商人，与东南亚、日本等地的经贸往来，从未间断。他们的商业勇气和航海经验，在当时的中国出类拔萃。

清朝炮台海防体系

15至19世纪末期，中国火炮技术相对发达，火枪、战船和炮台等军器发展相对滞后。中国炮台技术的渊源可追溯至宋代以来的城防技术，清朝海防炮台（海岸炮台、海岛炮台、海口炮台）沿用宋代以来的高台式露天建筑，砖石结构，无纵深防御，没有战船配合，防护性差，射击盲区多，且炮台形制小，配炮少。15—16世纪，中西对抗主要是陆海炮战，其中，战船与火炮是最主要的武器。晚明时期，国人对欧洲殖民者形成“船坚炮利”的印象，炮台技术的先进是最直接体现。

中国的炮台建设始于明朝，主要的目的是防范和打击倭寇，到了康熙年间，炮台的兴建达到了高潮，并在此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以炮台为主的海防体系。晚清时期，中国炮台依据省份，可以分为台湾炮台、福建炮台、广东炮台、浙江炮台、江苏炮台、山东炮台、奉天（辽宁省的前身）炮台、直隶（河北省的前身）炮台等八省炮台群。清王朝的炮台主要用来防范海盗和海上走私，以及镇压各地的人民起义，炮台防御体系的保守、落后、被动，使得我们处处挨打，几乎每一次实战都不堪一击。

厦门石壁炮台筹建始末

鸦片战争前厦门海防炮台建设和防御工事相对简陋。1823年，福建水师提督许松年在厦门岛沙坡尾武口附近建立大炮台；在厦门岛北端建立高崎炮台；在厦门岛东南端建立黄厝炮台；在厦门岛东南6000米海中浯屿设炮台，安炮四到六位，重约千斤，可见其规模不大。据英国档案馆藏记载，1840年第一次厦门之战时，英军海上共有英国皇家战舰布朗底号炮42门，军官人数280人。中方拥有海上数艘带兵战舰，岸上中方部队、军官人数估算250人。英军无伤亡，中方估算阵亡12人，受伤人数未知。厦门岛南岸炮台，即“大炮台”，未安设炮。

第一次厦门之战后，厦门才在邓廷祯等人带领下，全面加强防御，但最终不敌英军。第二次厦门之战，福建沿海炮台年久失修，战争将近，财力不足，厦门海防建设依旧单薄，最终失败。经过前两次厦门之战的失败，闽浙总督颜伯焘奏报道光皇帝厦门已被英军侵占情形折：“伏念臣自到泉州，知厦门地方吃重，虽无险可守，不敢畏难，久居泉郡，决意常川驻扎厦门。并即会督文武前往唔屿、青屿、大小担，逐一履勘，处处皆可设险。迅即督令该道刘耀桥委员赶办各处炮台，甫经工，而三处需大炮三百门，又改加重被及置办商船五十余只，约需大炮千门。采铁熔铸，虽已倍工赶办，而神物重大，未能克期威事……兴泉永道刘耀椿自办理夷务，实心实力，一意孤行，时势维艰，与臣同一束手。该道虽统辖兴泉永三府州县，而衙署设在厦门，咎无可辞，应请将该道交部严加议处。提臣窦振彪督师出洋巡缉，厦门被占，尚非该提臣意料所及。惟厦门全系水师所错，咎实难谊，应将该提臣交部议处。至现在筹办情形，并伤亡将士，俟查有确数，续行陈奏。再，台湾尚有五虎门与，八里岔对渡，蚶江与鹿港厅对渡，不致文报隔绝，合并附陈。为此恭折由五百里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时任闽浙总督颜伯焘于1841年抵达厦门后亲自筹划厦门海防，造战舰，买商船，并且招募入伍人数千人，招海滨勇士八千多人来加强海防。在峿屿、青屿、大担、小担四岛上增设炮台，在北岸北石头、安海、水操等处设大小炮270多门，在厦门港白石头至沙坡尾一带建立石壁炮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