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戊戌變法以来，多少爱国志士，为推翻专制暴政，解救民族危亡，抛头颅洒热血。自立军起义领袖唐才常，就是其中杰出的一位。

谭嗣同的生死交

唐才常，字伯平，号绂丞（佛尘），湖南浏阳人，1867年5月12日出生于浏阳一个下层知识分子家庭。他与谭嗣同是同乡，“少同游，长同志”，情同手足。谭嗣同曾说：“二十年刎颈交，惟唐佛尘一人而已。”他们俩一起受业于浏阳著名学者欧阳中鹄（现代戏剧家欧阳予倩的祖父）门下。欧阳氏崇拜王夫之，是一个比较开明的知识分子，重视自然科学研究，主张改革科举制度，培养经世致用之才。谭唐二人受老师影响，也都喜读王夫之、顾炎武之书，这对他们种族革命思想的萌发影响至大。

1894年春，唐才常考入武昌两湖书院。这是湖广总督张之洞为培养洋务人才而设立的学府，以“中体西用”为办学宗旨；为适应洋务需要，也安排一些西方自然科学课程。这使唐才常眼界大开，思想一变。谭嗣同父亲谭继洵，其时出任湖北巡抚，谭嗣同亦就读两湖书院。谭唐二人同居抚署中，砥砺学问，痛诋时政，经常“彻夜不寐，热血盈腔，苦无藉手”，乃至于痛苦流泪，“泣数行下”。甲午战争中清朝一败涂地，全国上下潜伏已久的愤懑情绪，终于像火山爆发一样喷发出来；一个志在改变中国历史命运的政治运动，在古老广袤的土地上蓬勃展开。谭嗣同和唐才常满怀激情回到湖南，积极投入湖南新政。

“浏阳双杰”

陈宝箴是一位独具见识的开明官吏，甲午战争后，邀集了一些赞同维新的同僚，如黄遵宪（湖南按察使）、江标（湖南学政）和一批立志变法的热血之士，如谭嗣同、唐才常等，大张旗鼓地在湖南推行新政，设学会、立报馆、开学堂、办警局，一时天下人杰荟萃，新政如火如茶，大有“天下新政望湖南”之势。谭嗣同和唐才常是湖南新政的两位猛将，他们俩的学问才具乃至身材相貌都出类拔萃，且都习武，时人誉为“浏阳双杰”。

唐才常几乎参与了湖南所有新政活动，其中在创办《湘学新报》（后改《湘学报》）和时务学堂两项出力尤多。他担任《湘学报》总撰述，以“洴澼子”等笔名，撰写了大量文章，宣传西方民主政治，抨击封建专制，鼓吹维新变法，分析问题莫不切中时弊。《湘学报》一时风靡省内外，有力地推动了湖南乃至于全国维新运动的发展。

1897年l0月，在陈宝箴等人支持下，谭嗣同、唐才常、熊希龄等在长沙创办时务学堂，聘请梁启超为中文总教习，唐才常任教习，先后招生3期，约200人，都是热心革故鼎新的爱国青年。梁启超不久赴沪，由唐才常和欧榘甲继任总教习。唐才常以王夫之、顾炎武等人的思想启迪诸生，挥宏其中民主、民权和种族革命思想，大受学生欢迎。时务学堂学风活跃，学生以维新救国为己任。后来自立军起义骨干秦力山、林圭、沈荩等和护国战争发动者蔡锷，都出自学堂。

1898年6月11日，光绪下《明定国是诏》，宣布实行新政，维新运动达到高潮，谭嗣同因徐致靖之荐入职军机。光绪皇帝在一次召见时问他有无人才，可荐为国用，谭嗣同推荐了唐才常，光绪特旨征召，谭嗣同电唐入京。唐才常匆匆就道，方抵汉口，警电飞来，京中变作，皇帝遭囚禁，康梁亡命海外，六君子喋血，新政悉被推翻。茫茫神州一时乌云密布，万马齐喑。唐才常错愕悲恸，感到前路茫茫，《戊戌八月感事》诗中“殷忧耿耿在神州，时事如斯孰与谋？”表达了这种情怀。此时，摆在他面前的路有两条：要么俯首贴耳，自甘为奴隶；要么举兵起义，推翻黑暗暴政。他选择的当然是后者。他本欲北上为谭嗣同收殓，旋闻烈士骸骨已南归，便折回湖南，匆匆料理了家务，随即奔赴上海，准备联络同志，发动起义。

奔走海外  

唐才常在上海作短暂停留后，南下辗转香港，新加坡，最后到日本，第一次晤见康有为。唐才常政见上与康有“不敢苟同”之处，但康有为几次上书，敢言人所未敢言者，使唐非常敬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