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场离婚官司，双方结婚还不到一年。

法庭上，男方拿出了20页花费记录，包括和妻子谈恋爱时在情人节、七夕节、生日发的红包共9800元；看电影、吃饭、旅游等花费19814元；订婚时给的彩礼88888元、衣服钱2万元，买“四金”（金项链、金镯子、金耳环、金手链）3.6万元；结婚时办酒席6.4万元，以及支出的“上车钱”“离娘钱”各1万元，总计近26万元。

男方认为这些开销都是彩礼，要求女方全部返还。女方则认为，只有媒人给的88888元是彩礼。为了彩礼的计算与返还问题，双方长辈、村干部、司法所都尝试调和。不过，矛盾还是逐渐激化，男方为了要回彩礼多次去女方家，双方大打出手。

2024年2月1日，陕西富平县法院法官冯鹏飞调解了这场纠纷，女方返还了4.6万元。当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彩礼新规”）正式实施。

彩礼新规的明显变化是，增加了现实中早已存在但此前司法解释未规定的两种情形：未婚同居、已婚但共同生活时间不长就离婚的，一方提出返还彩礼，法院可以酌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比例。

据公开报道，2月1日，除富平县法院外，至少还有湖南郴州、安徽合肥、江苏徐州、湖北鄂州、内蒙古包头等5地法院也审理了当地在彩礼新规实施后的“第一案”。

“举全家之力”

冯鹏飞所在的流曲法庭是富平縣法院的农村派出法庭。法庭办理的民事案件中，约有一半是婚姻家庭案件，其中又有一半涉及彩礼纠纷。

在冯鹏飞看来，彩礼纠纷近年来不断增多的同时，彩礼费也在不断增长。他记得，十年前他刚上班那阵，渭南（富平隶属渭南）流行的彩礼是66000元，而现在，光彩礼就有十多万，再加上“四金”等，对男方来说，要结婚，花费最少也得20万左右。

2022年渭南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当地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年收入约1.6万元。冯鹏飞以自己为例，作为公职人员，在当地已算是收入较高的群体，年收入不到10万。而他审理的新规实施后“首案”中，夫妻双方都在外地打工，没有稳定收入，二十多万元的婚礼开支对男方家庭来说是沉重的负担。

国家法官学院教授胡云红在2021年6月-2022年1月间向2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法院对彩礼纠纷状况做过调研，收回158份调查问卷。

调研发现，婚约财产返还纠纷的案件量呈现明显的地域特点：西多东少、北多南少。问卷中近七成地区婚约财产纠纷中彩礼平均价值在5万-15万元之间，另有两成地区婚约财产纠纷中彩礼平均价值达15万-25万。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在纠纷发生地，三成地区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在2万-5万元，两成地区人均可支配收入仅3000—6000元，还有近8%地区人均可支配年收入在3000元以下。这意味着，彩礼返还纠纷中，彩礼价值通常是人均可支配年收入的3—10倍以上。

在冯鹏飞看来，高涨的彩礼，与男多女少的性别比有关。在他所处的富平县，“未婚女生非常吃香。即便是曾经有过婚约，也不害怕她将来嫁不出去。”

武汉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生周新成在2024年寒假返回华北地区农村老家，发现农村单身男性越来越多。他在返乡观察中写道，“女性即使离异再婚，也是照第一次结婚办仪式、收彩礼”。

除了男多女少的问题，周新成认为，也与乡城流动与社会分化有关。传统“高嫁低娶”模式在性别比失衡中被延续，乃至被扩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