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城镇化率的提升有利于居民收入的提高。如果我们用三次产业与其就业人数之比衡量其单位劳动力产出，可以发现第一产业的单位劳动力产出显著低于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因此，如果农村人口向城镇迁移，转而从事第二、第三产业，其收入可能提高，进而对消费产生促进作用。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4.2万元，显著高于农村居民的1.6万元。专家指出，城镇化对居民消费存在正向的“收入效应”。

另一方面，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有利于降低流动人口储蓄率，提高其消费意愿。研究显示，2011年，流动人口平均储蓄率高达46.7%，而同期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的平均储蓄率仅为25.2%和30.5%。这是由于流动人口的收入不确定性较高，且流动人口可能最终返回农村生活，为未来生活积累储蓄的意愿强烈。如果农业转移人口能夠获得务工地的户籍，则能够享受当地的社会保障，降低其支出不确定性，从而提高消费意愿。

此外，考虑到农村居民可能以自主种植、物物交换等形式获取食品，到市场中购买农产品的需求较少，农村居民的部分消费需求将无法体现在消费数据和GDP数据统计之中，而城镇化能够改变这一点。

区域经济发展的常态是走向平衡还是不平衡？

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区域经济不平衡是短期现象，长期来看终会走向平衡。在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和经济开放为前提的假设下，索洛等著名经济学家认为，随着区域经济的增长，各个国家间的差距或一国之内不同区域的差距都会缩小。这实际上是经济学的均衡思想在区域经济发展上的体现。

但经济发展的事实却并非如此。从世界范围看，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北美和欧洲发达经济体的经济持续增长，其与亚非拉大部分发展中经济体的差距越拉越大，并没有收敛的势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