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9年前，我的父亲常书鸿在塞纳河畔与敦煌文物的一次偶然邂逅，彻底改变了他的生命轨迹。为了心中那份召唤，他放弃了繁华优越的巴黎生活，来到黄沙漫天的莫高窟，更将此后60年的荣辱沉浮和恩爱情怨都留在了大漠深处的敦煌石窟中。

塞纳河边的“邂逅”

父亲常书鸿与敦煌结缘，源于1935年。有一天，他从卢浮宫出来，在塞纳河边散步闲逛旧书摊，不经意发现了一部由六本小册子装订的《敦煌图录》，这套《敦煌图录》是1907年伯希和在敦煌石窟中拍摄的作品。通过这本小册子，他第一次被来自祖国的艺术深深震撼，在旧书摊前一直看到暮霭时分。摊主告诉他，还有许多彩色的敦煌绢画资料，就在不远的吉美博物馆。

第二天，父亲一早就赶到吉美博物馆。那里展览着伯希和1907年左右从敦煌盗来的大量唐代大幅绢画。其中，最精彩的是7世纪敦煌佛教信徒们捐献给敦煌寺院的《父母恩重经》，早于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佛罗伦萨画派祖先的乔托700年，早于油画创始者文艺复兴时期的佛拉蒙学派的大师梵爱克800年，早于法国学院派祖师波森1000年。父亲第一次意识到，西洋文艺发展的早期历史与敦煌石窟艺术相比，无论在时代上或在艺术表现技术上，敦煌艺术更能体现先进水平。后来他说：“我是一个倾倒在西洋文化，而且曾非常自豪地以蒙巴拿斯（巴黎艺术活动中心）的画家自居，言必称希腊、罗马的人，现在面对祖国如此悠久灿烂的文化历史，数典忘祖，真是惭愧至极，不知如何忏悔才是！”

在这场“邂逅”之前，父亲是西方艺术彻头彻尾的崇拜者。他出生于1904年，祖姓伊尔根觉罗，曾祖父是从东北热河派到杭州驻防的小军官，后在杭州安家落户。父亲的三叔经常画一些中国风味的彩色贺年卡，由此启发了他对绘画最初的兴趣。

1918年冬，父亲考入浙江省立甲种工业学校（浙江大学前身）。毕业后留校任教。1927年6月，在好友沈西苓父亲沈兹九的资助下，乘坐“达达尼”号邮轮，抵达他昼思夜想的艺术天堂——法国巴黎。

在巴黎，父亲获得公费留学的名额，进入里昂中法大学学习。1932年，他从国立里昂美术专科学校油画系和纺织图案系毕业，油画《G夫人像》获得全校毕业生作品第一名。此后又以油画《浴后梳妆》《浴女》获得第一名，被保送到巴黎高等美术学院深造，师从法兰西艺术学院院士、著名新现实主义大师劳朗斯。他的作品《湖畔》被选送参加里昂1933年春季沙龙展，获银质奖；1934年在里昂春季沙龙展出的《裸妇》，得到了美术家学会的金质奖章，被法国里昂国立美术馆收藏。

敦煌的召唤

那时，父亲已在法国取得桂冠，画廊向他发出的订单很多，完全可以确保全家人在法国过上舒适而优渥的生活。自从目睹东方石窟里的艺术瑰宝，他内心深处总有一个声音在召唤：回中国，去敦煌。1936年，在父亲准备离开巴黎前，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王世杰来电，邀其回国，任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教授。因那时西北政局不稳定，他只好先在艺专继续教书。1942年，河南洛阳龙门石窟的大型浮雕《皇后礼佛图》被人劈成无数碎片，偷运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