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警第二年，抓了一个毒贩。男的。
那一年，我点子其实挺背。
一次执行完任务，我卸下弹夹，但忘了还有一颗子弹上了膛，一扣扳机，啪，子弹冲窗而出，在玻璃上留下一个洞，裂纹向四周可怕地伸展。我吓傻了，满脸涨红，火辣火烧。坐我对面的余姐惊叫一声，一屁股跌坐在地，腿下洇出殷殷血迹。
她流产了。
我有深深的罪孽感，郁郁不能忘，这比随后遭受的处分还致命。
女朋友又以走火为由，和我分了手。我走火，她走路，从微信朋友圈看她很快乐，我就知道所有的“弹痕”只留在了我身上。
简直祸不单行，我深陷痛苦之中，来不知所以来，去不知所以去，潦倒地过了几个月。好在，有牛队的开导和照顾，才不至于成了废人。靠着牛队父亲牛法科是我初中班主任，我们就亲密得像兄弟。当然，他是兄，我是弟。有时候，他是凶，我是蒂。枯萎的花蒂。
立功的机会终究还是到了。通过一个线人，我在辖区成功地抓到了一个毒贩。我是单独行动的。我想，结局无非两种，我干掉他，或者他干掉我，当然，这都是可以接受的。
男毒贩显然很菜，没跟我们打过交道，甚至哪怕只是在内心里都没跟我们过过招儿，几个回合就招了同伙——他的妻子。
逮捕他妻子那天，我在市场外一棵树后蹲守了一个多小时。那时候，太阳已经西沉，但还把最后一丝温暖投向这个山抱水绕的县城，建筑物的阴影砸在地面，梧桐叶伸出金黄的手掌与风相迎。秋蝉声声，鸟鸣不止。要不是恰巧在那些天，我会被这一幅秋景美哭。
女人刚从市场出来，我就从身后蹿过去把她铐起来。
你干啥？你干啥？抓流氓呀。她尖叫起来，显然以为遇到了劫色。等反应过来，才一边反抗，一边说，警察，我咋子了，买棒子骨也犯法嗦？她的手里死死抓着塑料袋，两根骨头还在空中晃荡，散出猪肉才有的那种肥腻气味。
少废话。我凶巴巴地打断她，那些天，遇到谁我都没有好声气。
啷个歪干啥？我要给女儿熬汤。她虚虚地朝我看一眼，而后就带点儿要辨识我是谁的意思。这让我觉得，我的脸像张二维码，她要“嘀”的一声扫一扫。
到公安局去熬。到了公安局有你熬的，熬棒子骨那种，我保证。我铐着她，穿过马路。这在外人看来，我像扯着一个大只动物。我没用任何遮挡物，手铐亮闪闪的，在夕阳下多了一层黄晕的光。从菜市场出来的人聚集了一大堆，商店的店员也站到门前。作为一天的收尾，能看到这样的场景也算没辜负那一天。我想，总会有人要为这一天做上标记，多年后还能从众多的时日中挑拣出来，奔涌到舌尖下，作为吓唬幼儿不要哭闹的药引。
女人脸一下红了，不再吵闹，默默地被我拽着往前。那一刻，我忘记了几个月来累积的情绪，并被一种激越所激荡，夕阳成了我的加冕礼，众人的瞩目也是。从警以来，我一直都是配角，是谨慎的观察者。
这一次似乎有所不同。
快到公安局门口，女人突然停下来，童彤，你是童彤，对不对？我认识你。
驚诧地回过头，我脸上写满了疑惑。
我确信，我们并不认识。
见我大写着不解，女人说，你不认识我了嗦？我们是同学。
同学？我再次上下打量她。棕色头发，盘起来，用水晶发卡一绾，精致、简约。白皙的左耳，戴着枚小耳钉。她眼里有了惊喜的光，盖住了刚才的恐惧，那样子像是赴约同学见面会，只是地点恰巧在公安局门口。实事求是地说，那张脸没有毒贩的萎靡和凌乱，而是让人有无话找话也要把天聊下去的动力。只是很遗憾，我没在那张脸上找到任何一点有关“同学”的信息，也许是时光之土一层一层地掩埋了它们。
我是黄菊英，坐你前面，初中那哈儿，啷个出名的，呵呵！黄菊英自嘲地笑起来，眼睛眯成一条线。
我恍然，像一颗种子努力拱开一层层掩埋的泥土，带着要在阳光中伸开两片幼芽的那种渴望。得承认，她变了，确实变了，变得好看了，变得精致了，变得高挑了，变得完全认不出了。但仔细分辨，细长眼没变，额头上一条疤痕还在，尤其那似笑非笑的神情和一颗龅牙显出的调皮，让我确定就是她——黄菊英。
有一段时间，黄菊英突然变得沉默，喜欢啃指甲。有时候，文具掉了，我会用手指戳一戳她的背。
她通常转过来，一言不发，只用眼睛询问我。我指指掉在她脚下的文具，她捡起来，反手准确地放在桌子上，不看我。倘若我要说声谢谢，她就摇摇头，然后把指甲递进嘴里，反反复复地啃。啃一阵，会把指甲拿在眼前看看，像是在检验牙齿是否称职。班主任牛法科抽问，她站起来，除了努力往下抻衣角，就是垂着头，一言不发。几次以后，牛老师就不再理她了。
同学们也觉得怪，但没有谁知道原因。有好事者叫我去撬开她的嘴，“谁叫你最喜欢她”。我承认，我那时确实喜欢过她，曾在她的作业本里夹过几次字条，也在她递给我东西时在她指尖上停留一会儿。我这么说，容易让人觉得我是“老司机”。事实上，我在她指尖停留的时间短暂，一切都是没有痕迹却又印痕深深的，那简直让小心脏怦怦直跳。
对她的突然改变，我其实很难过。以前说过的，要一起考上县城一中，到头来不过是我的单手戏。
那一年，似乎注定不平凡。小布什上台，第一个3G 电话经由英国的沃达丰网络拨出，北京申奥成功，“9·11”，加入世贸组织……虽然这些传到小小的县城有了时差，但还带着激荡的余韵，还是能在我们繁重的学习生活中激出些水花。
只不过那些事很遥远，远到似乎可以不管。更切近的水花，是黄菊英激出的。
起因是，一段时间班里频繁地丢东西。一块手表，几块零钱，一个MP3，一个游戏机……牛老师先是在班级恐吓，说已经知道是谁，但为了给他一个机会，请自己承认。这一招显然不奏效，又召开班级干部会议，要大家“暗中盯梢”“检举揭发”。班里安静了一段时间，风头一过，盗贼又出现了。那一次，竟偷到了我头上。我爸从上海出差带回一支英雄牌钢笔，作为生日礼物送给我。哪知，在桌子上只待了两天，就不在了。在与不在，只差一个课间。牛老师把大家堵在教室，派我去搜查。我照例搜查了黄菊英的书包，没有，放回去时，正要离开，我看见她裤包里冒出了一截笔帽。我本可以装作什么也没发生，在回家的路上再叫她还给我，但当初，我可兴奋了，把手伸向她裤包，惊得她恍如遇到了色狼。
我举着钢笔，向牛老师宣布，就是它，就是它，说完，我又向全班看一眼，得勝似的，我看见班级里同样兴奋的神色，从一个中心向教室的四周铺展。
牛老师走下讲台，用书脊砸在黄菊英的头上，“咚”，一声闷响，黄菊英头低了一下，本能地举起手要护住头顶。但牛老师并没给她机会，他一耳光扇过去，黄菊英毫无防备，啪——我似乎听到飞机的音爆，黄菊英的脑袋差点儿给打飞了，身子一转，把书桌撞得“哐当”一声。我惊惶地缩了一下身子，好像那耳光打在了我的脸上。
我没偷。黄菊英怯生生地说，声音小得像那年头父亲剃须刀的转动声。
还狡辩，还狡辩。牛老师又扇了她两耳光。桌上的书落了一地，黄菊英扎好的头发被打散了，人比书狼狈。牛老师牵着她一只耳朵，拉到了黑板旁的一个角落，让她站着。
贼，估计一家都是贼，我教书这么多年，从没见过女贼。牛老师双手撑在讲桌上，不时地飞黄菊英一眼。要是在今天，他会“时髦”地用上“真是活久见”。
我不是偷。没错，是黄菊英，她的声音从披散的头发里挤出来，已经疲弱不堪，以至于牛老师愣了一下，不确信自己是不是听见了什么。
我原来觉得女生都是要脸的，哪个晓得居然有不要脸的。你自己不要脸就算了，莫来祸害班级，也莫来祸害我。我每天事多，没时间陪你耍。要成街妹儿，你就从学校滚出去。估计是家里穷慌了，真是穷蛮，你就说一声嘛，我组织全班同学给你捐，捐钱捐书捐衣服，都得行……
牛老师骂了整整一节课，我们双手交叠在桌子上，腰背打得笔直，盯着他，眼睛不敢稍微转一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