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说出“Vet”这个词的时候，并不是想倚老卖老。所谓老医生，就是过去常常和死亡打交道的人。而我这个小兽医，则是现在常常和死亡打交道的人。当然，我也承认，并不是所有的老医生过去都和死亡打交道，也不是所有的兽医现在都要同死亡过招儿。但如今我更像一个大人了，知道这样解释会让人觉得奇怪，但是，其中确实蕴藏了巨大的力量。我最近和一些自杀的狗狗接触的经历，就是很好的证明。这些狗狗和我们大部分人一样，并不像表面上看起来那么简单。

快乐是一种伦理道德。我从小就被灌输这种想法，至今依然笃信不疑。或者说，快乐是一种对馈赠的致敬，上帝或者其他什么人，日复一日地赐予我们，突然又在某个时刻撤回的那种馈赠。悲伤也是一种伦理道德，是一种惊奇也是一种必需——但是悲伤必须对快乐俯首帖耳。我的爸爸是个再洗礼派教徒。读中学的时候，我对再洗礼派好好研究了一番，有一个观点打动了我，那就是每个人都要历经千辛万苦找到一条通往上帝的道路，正因如此，洗礼的目的与其说是塑造，不如说是追寻一种精神上的联系——事实也大抵如此。但是通过大量的阅读，我觉得这条经历了五百年风雨的道路已经销声匿迹了。我得出的结论是，我爸爸犯了一个错误。他在一个错误的时间选择了再洗礼派，我告诉他追随这个教派已经没有任何意义，我说，有点像在寻找已经灭绝的渡渡鸟，不管它多么光彩夺目。他说他记住了我的话，我也相信他记住了。而我已不记得后来是否还和他深入探讨过这个问题。我的爸爸，现在已经七十岁了，最近诊断出了慢性白血病。诊断结果以一种难以觉察的方式改变了他的性情。

我爸爸养大了我，全凭他一个人，以一种体面的方式。他从过去到现在都是一个务实主义者。他教会了我如何把头发一丝不苟地扎成马尾，他在我来例假的时候带我去买卫生巾，他陪我一起在他的牧羊农场工作。我小时候一直都养狗，有时候养两条，有时候养三条。众所周知，狗狗对于践行快乐这种伦理道德极有天赋。我们的狗，如我爸爸所言，是很好的学习对象。他说得没错。我很难不提及，也很难不投入地讨论关于狗狗的一切细节，我很爱那些狗，但是它们现在都不在了。我以后再也不会养狗了。我在工作中已经见证了足够多的死亡。

我成为一名兽医的过程，或者任何需要漫长学习的经历，都是一部从未得到详细记录的启示录。我读书的八年时光，总的来说，就是在教室里目睹快乐作为一种道德伦理的消亡史。这些教室算不上什么糟糕透顶的地方，老师们也不是什么坏人；是我认知有误，觉得这些场景很难让我快乐起来。还有一些我们必须得经由想象完成的动作，看起来愚蠢至极。譬如，我们被告知黑板后面“住了”一个硬纸板做的纸人——纸板模型都放在黑板背后——每次上语法课的时候，我们都会把他“请”出来，方法就是如同念咒一般呼唤三次他的名字。在下雨的日子里，我们被恩准玩棋盘游戏，比如“对不起！”“超级战舰”什么的，我觉得这两个游戏都太咄咄逼人了。我爸爸经常告诉我，我喜欢以己度人，酿造误解。但他也告诉我这没什么大不了。之后，到了读高中或者更早的时候，我的同龄人都开始抽条，我也和猫草一样势如破竹地生长，任何新的知识点都让我兴奋，我孜孜不倦地吸入任何需要掌握的知识。我仍然想不通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也许是哪种新型的肠道细菌改变了我，或许是那种最常见的、私人定制的上帝伸出了干预之手。在我差不多连续几年都险些“被”留级之后（三年级真的留级了），当我爸爸年复一年被差不多各科老师约谈之后，每个人都开始觉得别的教育方式也许更适合我，所以最后我读了一个兽医学学位，这给了我和爸爸莫大的快乐。但是我知道躺在过去的成绩单上毫无出路，因为我们涉渡人生长河的方式就是不断面对意外的起起落落。

周二的时候，我看到了一只囫囵吞掉一朵百合的猫咪。我看到了一只把布洛芬连瓶吞进肚子的、足足四十磅重的混血卷毛狮子狗。我看到了一只疑似因为肠扭转呕吐不止的圣伯纳狗。大概到了晚上11 点的时候，一个年纪蛮大的人闯进了急救室，帶着他的公比格犬，他们刚刚遭遇了堵车，比格犬直接就从敞开的车窗里跳了出来；它双侧的肋骨都骨折了。所有的动物都很有意思，值得好好研究和悉心照料。但是我要告诉你的是，这只比格犬是在119 号高速公路阿瑞卡瑞小溪上的桥上，突然从卡车里一跃而下的。比格犬的名字叫作俄亥俄。它的“主人”——这是我们在急救室里常用的称呼，我们也曾开会讨论过是否要换成别的词语，但是“主人”还是被沿用至今，而不是“宠物父母”或者“监护人”什么的——声称，我已经多次说过俄亥俄完全能适应坐在开窗的车子里，之前也没发生过这种事情。

我不相信这个男人，但我也不得不相信这个男人。在内心深处，我用马克笔在这个细节旁做了一个记号。我不会撒谎。撒谎是一种病态。但在我知道了其他人有多么依赖撒谎之后，我就在脑海中摊开了一本方格纸笔记本，记下那些没有被证实过的陈述。这对于宠物救助来说至关重要，因为人们都会刻意遗漏掉一些重要而不太光彩的细节。

我应该说已经在这个宠物急诊室工作了整整十二年，但是它最近被一家新公司收购了。所以，一些规矩也变了，并不是所有的新规矩都恰好契合我的价值观。但是，在这里工作终归好过出去自立门户，因为那样你必须完成一大堆客户管理任务，作出设计决定，还要发漂亮的贺卡提醒人们该给宠物打疫苗了，诸如此类的杂事——我肯定会搞砸的。所以，我还是选择亦步亦趋，而并没有深究为什么要这样做，偏偏就是那一天，俄亥俄从车里一跃而下。

我们给俄亥俄做了X 光扫描，将伤口包扎好，它的主人把它带回了家，连同一些止痛药，还有要关注任何感染迹象的温馨提示。

之后，我接诊了一只生命垂危的鹦鹉。我给它做了检查，发现它得了鹦鹉热。我至今仍记得，当我还是个实习医生的时候，将一只鞋盒递给了一名顾客，鞋盒里面装着一只死去的鹦鹉。这对我来说，就是个奇怪的规矩。所有的规矩本身就埋藏了奇怪的种子，它们围绕着这颗种子生长起来，也许是要保护、滋养那些奇怪的东西，也许是要将它掩藏起来。

我对鹦鹉的主人解释道——他说自己更喜欢“监护人”这个称呼——他的鹦鹉被检测出了鹦鹉热阳性。我把这些话写在了一张便利签上递给他，因为当面说会让他难以接受。我解释了一下他目前的选择，检测结果极有可能预示着我们的接待员凯莉，会开出一张价格昂贵的治疗单。凯莉当时正吃着一根柠檬冰棍，她随即把它平放在餐巾纸上，动手准备相关的书面单据。在兽医的急救室里，每一天上演的悲剧中都会隐藏一些次要情节。

我又开始接待下一位“病人”，一只爪子受伤的赛珠犬。

过了一会儿，我又重新被叫回候诊室。那个鹦鹉的主人告诉我，他已经检索了我和他说的那种病，他的鸟根本没有感染什么衣原体——根本不可能，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