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经验”与“灵韵”
作者 汪闻远
发表于 2024年3月

纵观当代民族音乐教育的发展历程,历经刘天华、赵元任、杨荫浏等先学挖掘、整理民间艺术瑰宝的不懈努力,又经历20世纪50年代以來国内大中城市专业音乐院校的体系化建设,当代民族音乐教育日益职业化、系统化、体制化。它改变了曾经以血亲、地缘为依托的传统传承方式,口传心授、师承流派在城市工业化、教育体制化的现代发展中消失殆尽。随着体系化、系统化、统一化教学模式的不断发展,奖项证书如雪片般涌出,人们突然发现在现代专业艺术教育的场域中,具有较高艺术造诣且风格独特的音乐人却日渐稀少。体制化、职业化音乐教育培养出来的技术精湛的新一代民族音乐人,与生长于村野乡间的老一代民族音乐家相比究竟有着怎样的不同?这种局面的形成究竟由何种因素促成?事实上,中西方艺术理论、音乐理论研究者都曾从各自的角度出发对此类现象作出过深入的思考和探究。

一、关于“经验”与“灵韵”的艺术理论探索

前现代与现当代艺术形态的对比与反思,是西方著名文化研究流派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研究对象。该学派的一位代表人物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就曾在1936年撰文《讲故事的人》,对“讲故事”这一介于史诗和小说之间的传统艺术形态何以走向末路,进行了深入的总结和反思。在他看来,在机械复制的传播方式出现之前,讲故事是经验传播的主要方式,这些故事家来自农民、船员、旅行者或是纺织工,他们就存在于劳动者之中。他们立足于土地、海洋或是手工作坊,在贴近现实的劳作中用高度的细心和敏锐的悟性积累着一种实用性趣味,那里面充满了慢节奏的时光流逝中沉淀下来的智慧与忠告,这种智慧是人在自然而然的生活经历中自主习得的。同时,这种经验的传递又是在相互交流的过程中展开的,他们既是故事的讲述者又是听众,人们将个人和他人的经验相互融合,在劳作中不断消化和反思,最终成为自身生活的一部分,用自己的语言使“经验”在生生不息中得以传递,因此,讲故事既是经验的传递,又是社会教育的一部分。

与“经验”相互对应的另一个词汇是“灵韵”。本雅明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一书中谈及艺术作品中所蕴藏的“灵韵”,他认为“经验在它的核心处是极为深刻地光晕化的”[1]。这里所说的“光晕”即是“灵韵”,体现了传统意义上艺术作品的创作者在一定的社会生活语境中,基于自身生存体验赋予作品的一种独特性、本真性,这样的作品由于包含了丰富的历史信息、社会生活信息而呈现出较大的意义阐释空间,因而具有一种光晕般的朦胧美和富于灵性的人文意蕴;同时又因为它来自于作者置身其中的那个社会历史语域,由作者自身的生存体验自然生发出来,因此体现出本真性;更重要的是,“灵韵受其此时此地的制约”[2],难以被模仿和复制,所以是独一无二的存在,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

因此,本雅明在《讲故事的人》一文中高呼,“一个伟大的故事家,将永远根植于人民之中。”[3]正是因为人民亦或社群乃是形成个体经验的重要场所,经验在人群中处于一种活态的传递过程,个体会将自身的生存体验与他人传递而来的经验相结合,将其融入到生活、生产,乃至艺术造物之中,其中蕴藏的生命智慧无所不在地照亮了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从而形成了传统意义上的社会教育形态,个体体验在其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

法兰克福学派的研究者们继而将思想的矛头指向了现代生产型社会,认为古人与现代人之间最大的差别正在于这种无处不在的“体验”,前现代社会中的人们在相对慢节奏的农耕生活中能够将自身完全投入到某种宇宙经验之中,但对于置身体制化、高效率现代社会之中的现代人来说,对这种全身心的投入和体验十分陌生,甚至几近奢求。这就使得在现代社会制度化、模式化、职业化社会语境中生产的音乐作品,逐步失去了创作者因“体而验之”所产生的独一无二的艺术灵韵。该学派学者阿多诺(Theodor W. Adorno)更是以“注意力分散”和“听觉退化”来指称此类音乐作品。他认为,“如果标准化的产品除了显著的部分(比如流行的曲段)之外不可救药地彼此相似,且对于听众来说还可以忍受的话,那么它其实并不需要你聚精会神地倾听”。而被这种音乐“呼唤、然后喂养并不断强化的心灵结构,同时也是精神涣散(Distraction)与漫不经心(Inattention)之所。”[4]可见,前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基于艺术创作的经验传递在紧锣密鼓的现代性进程中面临危机。

西方法兰克福学派的研究者们对民族民间艺术危机的探讨,虽然以民间故事的讲述为起始,但也揭示了民族民间音乐的艺术发展逻辑,即一种源于“经验”、充满“灵韵”的“视听体验”的审美形态。他们对文化工业视域下音乐生产与传播状况的理解也与民族民间艺术的审美观念形成了鲜明对照。其对现代社会音乐形态的批判,正得益于他们对民族民间艺术形态的深刻理解,以及对前现代社会音乐教育的认识。同时,也为解答开篇所提到的当代民族音乐教育中存在的现实问题提供了思想基础。当代社会民族音乐教育在某种程度上呈现出现代性的体制化、系统化特质,与文化工业视域下音乐的生产和传播方式有根本上的相似性,在这种职业化、系统化的音乐教育中,科目和课程分类越来越具体并界限分明,以乐谱为准绳的文本化音乐教育使学习者的即兴艺术创作能力和音乐感知能力日益弱化。即便这些新一代民族音乐学习者、从业者有着较传统音乐人更为高超的演奏、演唱技术,但由于其专业化、职业化的音乐教育过程乃是照单抓药,而非在经验性的自主习得过程中自然生发,因此其音乐表演缺乏在经验的核心处生成的艺术的灵韵,即本真性和独特性。

本文刊登于《音乐生活》2024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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