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藤湖南，1866年8月27日（日本庆应二年七月十八）出生，卒于1934年6月26日（日本昭和九年五月十五），本名虎次郎，字炳卿，号湖南，后以“湖南”之号行于世。他是日本“中国学”京都学派的创始人之一。周一良先生说内藤湖南的中国学问：“举凡史学文学金石目录书画无不涉及，皆有所成就，而以史学为中心。其方面之广，精力之强，遑论日本，即我国近代学者中亦不数觏焉。”

内藤湖南尚未成名时，曾到过晚清中国，留下了访问观察的记录。隔了一百二十来年，回头读他的这一些文字，也是颇有意味。今择其中若干个点，作笔记三则，或可资茶余饭后之谈助。

中秋夜登北京城墙赏月

内藤湖南到京都帝国大学（今京都大学前身）教授汉学之前，清光绪二十五年（日本明治三十二年），也就是纪元1899年，戊戌变法流产一年后，他以东京《万朝报》记者身份到了北京。此时的北京，正如严复先前在天津向内藤湖南说的那样，士大夫皆钳口结舌，无有敢出其声息者。到了北京，使馆里的人也说：清国士大夫也不敢跟外国人士交游，朝廷的排外情绪时时发作，要见李鸿章一面也得有一道道麻烦手续，即便见了，也不能谈“与清国将来命运攸关的事”，所以内藤湖南断了和中国士人面晤的念头。

但这一年的八月中秋，公历9月19日，内藤湖南的赏月，倒是在北京城的城墙之上。

内藤湖南和几位朋友，是从崇文门上的城墙。东交民巷使馆区就在崇文门的附近，日本国使馆也设在使馆区内。崇文门是内城九门之一，和宣武门、正阳门同位于南城墙，崇文门在南城墙的东段，宣武门位于南城墙的西段，正阳门自然就在南城墙的正中了。从崇文门往内城方向走，过了大清门，再往里走就是天安门了。大清门是龙脉口四门之一，皇城正门；天安门是皇城四门之一，紫禁城的正门。紫禁城位于皇城之正。

拱卫皇朝都城的城墙，晚清至民国初年，留居中国半个多世纪的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在回忆录里说：清王朝那时曾有规定不许外国人登上皇朝都城的城墙，所以也就更不要说是上去赏月喝酒了；不过内藤湖南确凿无疑地上了城墙。

内藤湖南后来写的游记里说，他们一行六个日本人，在崇文门内的台阶，给了守城人一点钱，就登上了城墙。城墙上也是护城懈怠，内藤湖南的文章里说：“崇文门谯楼的戍卒，将矛戈之类的兵器当作手杖玩耍，正玩得兴致勃勃，也顾不上盘问我们是谁、在这里做什么。”内藤湖南他们把自己带来的酒和菜肴在崇文门东边第五个扶墙之隅摆了开来，铺席设宴，喝开了。过了一会儿，海军中佐泷川也来相会，他们直喝到过了二十二点，才尽兴而散，打道回府。

这一夜的中秋赏月，给内藤湖南留下至深印象，除了给守卫一点钱即可上城墙以及城上士卒的自顾自玩耍之外，还有城墙的破败，也让他心惊：“城墙上虽铺有砖瓦，但茂盛的杂草没过了人头，甚至还长着数丈来高的树木。”这样的城墙，显然只能是个摆设了。

那一晚，在城墙上，内藤湖南看着倒映在护城河里的月光，北京居家的稀疏灯影，眺望都城：“但觉无限凄凉，以致无法想象，这便是当今君临于四亿生灵之上的大清皇帝栖居的皇城，故而惟有潸然泪下。”

第二天，内藤湖南一行四人，出了城，往长城去。

内藤湖南精于中国典籍，虽然此刻他还没有到京都帝国大学任教，自然也还没有创立日本汉学的京都学派，但对于中国文化的精熟，使他在颠簸旅程里总会联想到中国历史和文献。

登上八达岭，从城墙上纵览前后形胜，此时山风拂袂，强劲得几欲将人掀倒。内藤湖南联想到中国史籍上所写的八达岭之险峻：顾炎武《昌平山水记》引前人话“居庸之险不在关城，在八达岭”，《金史》说中都之有居庸犹秦之有崤函、蜀之有剑门也。关山险峻，居庸设关，由来已久，然而了然中国历史的内藤湖南，生出的历史的思考则是：“……至今尚未有人能够依恃这道险要关隘而固守住此地。辽金之际，金元之时，延至李自成之明末，莫不是如此。”

自这一年的9月10日从烟台上岸，经天津，抵北京，内藤湖南一路过来，所见所闻所接触，他已切身体会到大清王朝的衰以及大清王朝之衰的根由，所以他也就自然而然引出了顾炎武的感叹：“地非无险，城非不高，兵非不多，粮非不足也，国法不行而人心去也。”

内藤湖南北京城墙上中秋赏月饮酒的第二年，1900年，庚子事变发生，崇文门箭楼也在事变中被八国联军里英军的炮火炸毁。8月15日凌晨四点，慈禧带着光绪帝逃出京城。慈禧一行十几人当日出逃时化妆成了农民模样，可见其狼狈。北京城也在这一天被八国联军攻破。又过了十一年，清朝崩塌，民国建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