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早“熟悉”帕蒂古丽，是她的一张侧身照片，金发卷曲，异域特征的脸庞青春，紧致。周身透出优雅，可以想见的精致，与当即目击的美丽。但无论我怎么看，都有着令人难以察觉的孤寂——没错，我愿意用这个词来形容看到这帧封面照时的感受。而在这之前，我已读过她《隐秘的故乡》《混血的村庄》《跟羊儿分享的秘密》。这些作品，有时如闪电，以极速侵入，闯进我的日常，成为我阅读时光里不可替代的独一份存在。她的文字，温暖部分，如沐春风；痛，则痛彻心扉。强烈的共鸣带来长久的震撼。

语言，乡音，通常被赋予身份的某种认定，她的《被语言争夺的舌头》，争夺的是个体生命的体认；她的维吾尔语，我看作是作者在逃离故乡时唯一不忍丢弃或者难以舍弃的烙印。

我在深秋多雨的夜晚读完帕蒂古丽的《散失的母亲》，竟是久久难以平静。多年后，读到安妮·埃尔诺的《一个女人的故事》，埃尔诺探讨母亲与女儿之间“既脆弱又不可动摇“的关系。帕蒂古丽记录永远无法归来的母亲——两位女作家的叙述，克制，冷静，却又让读者触摸到汹涌澎湃的情感。帕蒂古丽患病的母亲走失在某个毫无预兆的午后，走失，某种程度上甚至比死亡更叫人难以自持，它给人广阔又难以想象的地理空间。无论凄风苦雨，还是晴天朗日，作家生命里的每时每刻，都背负一个不确定的母亲，她在时间的河流漂泊，她在流浪。事实上，谁都知道，随着时间流逝，我们的母亲早晚要离去（走失在时间深处），我们的亲人也正陆续走开，离去。这样或那样的别离。而这一位新疆母亲的作别，像沉重的精神枷锁，抑或是整个大梁坡，是她被争夺的乡音，是整个故乡的散失。这位散文作家用自言自语式的叙述，真诚，甘愿承受剜心剔骨之痛，一次次写下母亲。

于是，我记住了这个名字。帕蒂古丽。

2019年秋，我跟随浙江省作协作家团去新疆，临行前一晚入住杭州一家酒店，第二天下楼退房时，见到了她，她早已收拾好行李，坐在大厅休息区沙发上。我知道是她，但似乎跟我心里早已“熟悉”的帕蒂古丽并非同一人，我熟悉的照片上的她，橙红修身上衣映衬的金发，沉静之下，蕴藏着难以抗拒的力量，给人以火热之感。眼下，她穿着黑色长裙，同色帽子，安静地坐着，铅华尽洗，教我无端想到神奇时刻，仿佛她来自神秘地域，有预知未知事物的能力。或许她的文字过于深入我心，我有一时的恍惚，那一瞬间，千真万确，我几乎认为，这个女子，就是帕蒂古丽散失的母亲。但时间迅速接管我的思绪。我们淡淡地自我介绍，又淡淡地开始了漫长的旅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