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个文学观念的提出，不外乎两种可能：一是文学创作出现了新的潮流，比如法国出现了巴尔扎克、福楼拜、司汤达等作家及其作品，于是有现实主义理论；有了拜伦、雪莱、史蒂文森、雨果、乔治·桑、海涅等作家及其作品，于是有了浪漫主义理论。另一种情况是文学的“逆向性生产”，也就是先有了理论观念，然后遵循这一理论观念进行文学创作，同样形成了巨大的文学潮流。比如延安文艺，就是先有了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然后才有了被后来称为“红色经典”的延安文艺。但“文学新浙派”似乎游离了这两种可能：一方面，浙江新的文学潮流似乎已经形成，浙江“60后”“70后”乃至更年轻作家的创作，在继承浙江现代文学作家和改革开放后的一代作家传统基础上，也逐渐形成了与这个传统不尽相同的新特点；另一方面，浙江当下主流作家的特点还难以从总体上概括，还很难提炼出他们作为“新浙派”究竟“新”在什么地方。在这二者之间，在这隐隐约约影影绰绰之间，“文学新浙派”不是呼之欲出，而是提前出场了。

浙江是现代中国文脉最强盛或最强大的区域。鲁迅、茅盾、郁达夫、艾青等，当下作家中余华、麦家、艾伟、钟求是、哲贵、吴玄、东君等，都是翘楚。因此，浙江朋友们提出构建“文学新浙派”也不是空穴来风。而且最近一个时期，“新的文阀割据”势力似乎不断强大。“新南方写作”“新东北作家群”“新北京作家群”等此起彼伏。我的看法是，这些提法与当下各地创作状况有关，也与文坛日久以来的空旷寂寞有关。于是批评家们想出了新的刺激创作的一些观念或提法，其用心良苦也在可以想象之中。

这种情况也让我想到“寻根文学”期间，各地都提出了各种文化：东北有“东北文化”，浙江有“葛川江文化”，湖南有“湖湘文化”，陕西有“商州文化”，山东有“齐鲁文化”等。有多少个地域就有多少种文化。当然，“寻根文学”有特殊的历史背景，这个背景就是西方现代派文学对当时中国文学的统治，形成了新的一体化，有见识的作家比如韩少功、郑万隆、李陀等，在杭州开会，提出了“寻根文学”。韩少功、郑万隆等分别发表了《文学的根》《开凿我们脚下的文化岩层》等，意在写中国本土文化和故事。虽然这个潮流一过，那各种文化也纷纷偃旗息鼓，但这个经验告诉我们，文学“逆向性”的生产有些时候是存在的。某种理论或倡导，是可以引领或刺激文学创作发展的。当然，文学创作最终还是来自作家个体的经验和感受，来自作家个体对生活和世界的认知。这是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当承认，不同区域、不同文化确实会产生不同的文学。近一个时期以来，评论界对“地方性”或“地方知识”多有讨论。这个讨论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在全球化语境中，如何保有文化多元性和多样性，使那些边缘性或少数族裔的经验能够不被遮蔽并得以彰显，因此，在文学领域對地方经验的书写，不仅是作家凸显个人风格和个性的一种方式，同时也是对不同经验和故事的呈现，是对多种声音多音齐鸣的一种参与和贡献。地方知识是人类学的一个重要术语，是美国人类学家格尔兹提出的。这一术语与后现代主义对宏大叙事的批判、后殖民主义对西方霸权主义的批判同样重要。这个理论与反本质主义、民族志以及田野作业研究方法密切相关。在人类学研究之中，一直存在着普遍主义与历史特殊主义研究方法的论争。前者认为人类学的宗旨是发现人类文化的共同结构或普遍规律，如结构人类学理论；后者强调各种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性特征，主张做具体细微的田野个案考察，相对轻视和避免宏大的理论建构。格尔兹是诠释人类学的代表人物，他透过实践活动认识到西方文化之外丰富多彩的地域文化，提出“地方知识”的概念，以与全球化知识或普遍性知识区隔开来。所谓“地方知识”，不是指任何特定的、具有地方特征的知识，而是一种新型的知识观念，而且“地方性”或者“局域性”也不只是在特定的地域意义上说的，还涉及到在知识的生成和辩护中所形成的特定语境，包括由特定的历史条件所形成的文化与亚文化群体的价值观，由特定的利益关系所决定的立场和视域等。正是由于知识总是在特定的情境之中生成并且得到辩护，因此我们对知识的考察，与其关注普遍的准则，不如着眼于如何形成知识的具体情境条件。

这是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看待地方知识。它会为文学看待地方知识提供积极的帮助。但是，我还是希望在正确理解和看待地方、区域文化特点的同时，更加强调作家个体或主体的价值和意义。否则的话，它也会转移作家体悟生活和认知世界的角度，从而为“同质化”“雷同化”的文学埋下隐患。

至于说到“文学新浙派”，我觉得浙江籍作家确实形成了越来越鲜明的特色。比如余华对现实批判的小说，麦家的谍战小说和后乡土文学，艾伟、钟求是“后革命时代”的小说，哲贵的“信河街”系列小说，吴玄的虚无主义小说等，都与其他区域作家创作有非常明显的差异性。因此，与其讨论什么是“文学新浙派”，毋宁看看浙江文学、特别是小说创作的现状究竟发生了什么。

麦家

麦家用《解密》《暗算》《风声》等作品，“发明”了一个时代。大概正是因为这些小说，“类型”小说不再是一个“等级”文体，它同样是一个具有创造性的文体。创作这些小说时的麦家，少年意气英姿勃发，他用非凡的想象力将一个时代推向了全民狂欢。如果是这样的话，麦家就是那个时代的文化英雄。这些小说带来的荣誉足以让人晕眩。但麦家没有晕眩。他后来创作了《人生海海》，据说有惊人的发行量。这不仅说明麦家的读者和拥趸居高不下，同时也证明了麦家拥有正面创作小说的才华和能力。

麦家在《花城》2023年开的专栏“弹棉花”，共发表了《老宅》《鹤山书院》《在病房》《双黄蛋之二》《金菊的故事》《环环相扣》六篇小说。将专栏命名为“弹棉花”，当然是麦家的有意为之。“弹棉花”是一种劳作，更是一种意象。“弹棉花”者，谦恭、卑微、任劳任怨。麦家选择了这样一个意象，足见此时麦家的心境和姿态。当然，这与他书写的题材和人物有关。这些小说的内容，离不开虚构，否则就不能称其为“小说”。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这些小说的内容与麦家的经验直接或间接有关。因此，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麦家的“村志”、“村史”的一部分，或者说是他所理解的乡村文明史的一部分。他在“开场白”中说他要说实话：“说实话需要一辈子的坚守，反之只要一秒钟的放弃。放弃有一种背叛的快乐，现在几乎成了我们生活的必需品。我立志要说实话，因为深信这是人文精神的标底。说实话，就很简单，我开这个专栏是‘迫于宠幸’。是爱之切，如怒放的花之于一只老蜜蜂的惑。”于是，他便像一个背着“巨型弓箭”的弹棉人，将乡村的异闻旧事翻检出来，弹出了人们“心灵的棉花”。

他要讲述的既有“自己”的外公、母亲、姨娘等“亲人”，也有金菊、长毛阿爹、“劁猪佬”、长毛囡、建中、建国、梅花、兰花等乡里乡亲的诸多悲惨故事。更重要的是，通过讲述这些人的遭遇和不幸，不止要反映时代变迁或国族命运（这种言传意会自不待言），在我看来，麦家通过诸多亲人乡邻的遭际和命运，要表达的应该是对人性的理解和关切，他要表达一种与人的终极追问有关的问题。这个问题既有人难以超越和终极困惑的“万古愁”，也有困惑转化的浩茫心事，这心事——是来自家乡的忧伤和无解，是人生无常的万般慨叹。这是麦家这些小说共同的情感特征；另一方面，麦家对故乡往事用尽心思的书写，也可以看作是对故乡和家族历史的一种温情和敬意：本质上，那就是乡土中国曾经的生活，是那片土地上普罗大众曾经的命运。

《老宅》，就是祖屋，是祖上留下的基业，也是家族世代繁衍生生不息的私人空间。因此，“老宅”既是具体的所指，也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老宅里有数十年几代人的命运，那里的谱系关系是个人肉身的来处，也是个人精神的归宿。《老宅》写外公、母亲最生动。但那里的家长里短日常生活，最终透露出的还是人生的虚无：“外公真不知道这辈子在为什么活，有时他觉得活着就是为了过年过节，小辈子来看他们。”外公居然用他的手杖乐此不疲地戳小老鼠，一戳死一个，他感到快乐。这种极端性的行为让人难以理解，外公却乐此不疲。问题是，外公，一个曾经的地主，“又获得了逞强好胜的乐趣”。麦家可以将一个老人用手杖戳小老鼠的情节，不厌其烦地写了几个页码，不止是显示其叙述的耐心，更是将一个人的虚无感写到了极致。故乡的故事没有惊涛骇浪，但在老宅里却一波三折。比如老宅闹鬼，大抵是因为三姨娘埋在了院子里的大树下。卖老宅是因为当年一个剃头的惦记上了三姨娘。其兒子当了老板要了却老子的心愿，就用十万块钱买了老宅；还有“我”那老丈人，“在去世前一个月，老爷子预感来日不多，一日下午召集子女三家亲人悉数到场，仪式感很强，让我用束腰带把他绑在轮椅上，尽量端正坐姿，交代大事后事”。他是要分配他的遗产，他按照目录分配。十分之九交给了博物馆，十分之一分配给了三个孩子。但给人印象深刻的还是母亲。那个著名的“鬼屋”，“在经过多重杀鬼除恶和严密布防后，母亲再次身先士卒，独自一人入住，不要我们任何人陪。她说，正如上山砍柴，带人不如带绳一样，我们谁跟着都只会乱她手脚。她有必胜信心和舍生忘死的勇气，桃木家伙也不带一件，单刀赴会，随身只带了一副外公外婆的遗照镜框（大娘姨没拍过照）”。母亲是何等地威武雄壮气盖山河。这似乎是一个写乡村往事的怀旧小说，但小说具有鲜明的现代意识。这个现代意识就是对生死、鬼魂以及阴阳两界的描摹和理解，这是一种看不见的对话。这种对话隐含了不同文明的矛盾和交流，隐含了对不同文明形态的包容和宽容。特别是母亲的形象，就是集天地万物于一体的精灵，她无畏无惧，凛然大义。她有敬畏，有担当，她是母亲形象，也是老宅神出鬼没又魔力无边的魅力所在。老宅就是母亲。

《双黄蛋》带有“志人小说”的流风遗韵。《金菊的故事》写可怜的金菊一连生了五个女儿，婆家不待见，自己羞愧难当，无奈走到了江湖郎中的房间和床上。那一刻的金菊度日如年纠结矛盾。但她还是被自己没有生育男孩的痛处击中，恍惚中郎中实现了无耻的要求。《环环相扣》，是传奇、笔记、世情小说的综合体。长毛阿爹和长毛囡，都是传奇人物。这不止是讲述者的叙述，更有两人打斗的翔实叙述。

“弹棉花”系列中的《老宅》《双黄蛋》《金菊的故事》和《环环相扣》，让我们想到当代小说最大的问题，也就是精神归属的问题。这是当代小说最难处理和解决的问题。普遍的方法，是将人物置于与政治相关的立场或追求上。一旦时过境迁，这样的作品便会速朽；更多的处理方式是将人放逐，一如贾宝玉、庄之蝶以及那些“零余者”“遁世者”或“逃亡者”等，或是让其死亡。死亡是放逐的极端方式。这是处理人物结局惯常的方式。我相信麦家也在思考这样的问题。不同的是，他将“认祖归宗”作为讲述者的精神归属。他所讲述的这些故事，离开了嘈杂的都市，离开了神秘莫测的卧底谍战。无论他获得过怎样的荣耀，有过怎样的高光时刻，与亲人们曾经的苦难，曾经的孤寂和茫然无措相比，这些世俗荣誉都是过眼云烟。因此，这是麦家精神上的一次寻根之旅，一次安放魂灵的探险。这种处理方法虽然是一时的策略，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临时选择，但麦家毕竟向前走了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