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人:杭州师范大学文艺批评研究院教师及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研究生
文稿整理:徐雨茜、钟榆佳
刘杨:薛舒近年来在国内文学界产生了较大影响,其作品《当父亲把我忘记》(原题《远去的人》)发表后受到不少关注,另一部姊妹篇《生活在临终医院》(原题《太阳透过玻璃》)也发表在《收获》上。前者聚焦于父亲患病的过程,后者则围绕父亲入住临终医院后身边人群的生活展开。尽管我们通常将这两部作品归类为非虚构写作,但它们与常见的非虚构作品有所不同,今天我们将其放在一起讨论,请大家各抒己见。
一、从失智到失能:发掘生命中的隐秘微光
洪治纲:大家讨论作品时可以从两个方向出发:第一,作为非虚构作品,它里面提出了哪些问题?非虚构作品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往往针对社会中我们不太关注的,但作者又认为比较重要的问题。薛舒的两部作品严格来说可以合为一部,其中讲到的问题仅仅是死亡的问题,还是也涉及其他的问题?第二,它作为一个非虚构作品,和虚构作品有什么区别?
汪晨:作者围绕父亲从失智到失能的过程,塑造了城市里各个阶层的一系列人物,展示的是平凡人的生活图景和生存样态。从这些人身上可以看到他们面对死亡和生命的勇气,以及细小处闪烁的鲜活色彩。生命会老去、会轮回,但生命的色彩不会黯淡。两部作品的书写空間主要是家庭和医院,家庭空间记录的是个人化的情感心理和对父亲往事的回忆,而医院空间涉及更加广阔的视角,延伸到对社会、人性多方面的反思,俨然是一个社会的缩影。在《生活在临终医院》中,从卫生院到最后的安平医院,围绕那一间小小的病房,作者展示给我们的是时代的缩影和对社会的考察、审视。通过病房里的人员构成,病人和家属的来来往往,我们看到广阔的社会图景。
病人与家属的关系在医院空间中被赋予了更深层次的含义。肖老头与他三个儿子的故事,隐含的是社会养老问题。三个儿子对肖老头并无亲情之谊,只是在社会压力下被迫承担养老责任。而肖老头的精神寄托则在于朝夕相伴的护工小彭,视她如亲人。此外,作品还探讨了医生与病人家属之间的关系。作者指出,医生往往被视为救世主,然而面对死亡却依然无能为力,他们只能如此。然而,在这层上帝与人类的关系之下,还存在着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病房这一空间折射出作者对人与人之间利益关系的思考。甚至可以说,每一个个体背后都承载了一段个人生活史。在病房和医院中,所有的人际关系、纷争、恩怨汇聚一堂。我还关注到护工是“临终病房”最鲜活的一群人,是“临终病房”的核心人物。他们的生活展现了小人物与城市的复杂关系。作者通过医院空间反思小人物与城市的问题。随着相处,作者更加宽容和理解他们。护工照顾父亲的这层工作关系,使作者对他们有雇主式的审视,而最终对护工的羡慕和赞许,也让我们看到这些人的乐观。
肖建梅:这两部作品不仅展现了父亲从失智到失能的病程,更在回忆父亲的过程中,揭示了父亲内心深处的隐秘情感和真实人性,并对父亲患病期间的异常行为提供了解读。父亲对母亲的猜忌源于二人婚姻中的门第差距,母亲不自觉中流露出的优越感让父亲深感压抑,而在患病后,父亲以另一种方式表达了他的不满与痛苦。此外,父亲在患病后变得精明自私,对物质利益尤为看重。这一方面源于他成长于物资匮乏的年代,为了生存不得不在社会和工作中争取利益,成了一个实用主义者;另一方面,他不满于自己的生存状态,期望子女能拥有与他不同的价值观。他常在子女面前自我批评,衷心希望他们能成为优雅、高贵、诚实、坦然的人。在患病之后,他又回归到了在贫困年代斤斤计较的生活状态,这恰恰揭示出父亲内在的精神症候。
王钰涵:作者发现自己的父亲正在死去,这一现象映射出众多家庭将面临或已面临的困局。在无可挽回的大脑病变侵蚀下,年长者日渐丧失自理能力,在生命晚期,他们对世界的认知乃至自我认知都渐行渐远。此时此刻,父亲的行为突变,开始关注自己的财产,并对妻子的忠诚产生怀疑,这与笔者心中父亲的形象大相径庭,然而这或许正是父亲多年来未曾言明的隐秘心事。
张雯琪:作者在两本书中书写失智失能群体,都提到了“尊严”。尊严是父亲在敬老院表演失败、不愿再去公园唱歌的高傲;也是父亲察觉到自己患病,去医院与医生交谈时的镇定。作为父亲,他不愿在女儿面前表现出害怕的情绪,也希望在还有能力思考时可以维护自己的尊严。尊严是失能病人躺在床上,想要一片水果时的沉默,也是他被护工翻转身子时刚硬的脸。这些人逐渐步入失智与失能时,他们的尊严也随之离去,对于尊严的维护是他们对于自己“人”的身份的维护。
熊紫涵:“人的死亡是以被遗忘为标志的,从停止呼吸到这个世界上再也没人去纪念他为止,他的死亡历程才算是完成。”对于患有精神类疾病的患者来说,从患病开始,便经历另一种死亡——社会性死亡,这也是“自我遗忘”“自我死亡”的起始;与正常的病重患者相比,他们死亡的过程显得格外漫长。社会性死亡通常意味着一个人被社会边缘化,被排除在社会活动之外,被剥夺了参与社会生活的机会。作者让我们看到,这些人受到来自陌生人、老朋友,甚至是最亲的家人的关心、同情或者嫌弃、漠视。最可怕的是,他们自以为被囚禁在了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被正常的社会所排斥,让我们真正理解了他们为什么是“弱势群体”。
在“病房故事”这一章之中,作者叙述了三类患者:第一种是三号床的病患,描绘了他如何在仅剩三个月的生命期限中做出有限的自救。(“手术摘掉的不只是他脖子里的肿瘤,连带着还摘掉了显示他男性特征的喉结。”)病痛带走了他的部分生命力。在和病患的短暂相处过程中,三床病人的形象是无助、胆怯、孤僻的,接受帮助时不敢与正常人对视,连一句“谢谢”都说不出口。看似潇洒的背后隐藏着自卑和感伤,但是他努力表现得和正常人一样,调侃地说出自己的生命期限,保持食欲,想要享受最后的时光。在这个病患身上,我们看到的是一种对尊严的追求。他不希望自己被当作将死之人同情,所以故作洒脱。第二类是二号床病人,这位老人没有亲人来看望,是被冷落、被遗弃的存在,毫无尊严可言。第三类是“铁栅栏”里的人们。“张家楼”成了新的文明社会的集体资产。这个集体资产是为了安置一群特殊的病人。作者给我们展现了这样的一幅场景:锁闭的楼门,每一扇门和窗户都装着密密匝匝的铁条,铁条围绕的屋子里住着一些神情呆滞或行动缓慢的病人。“那几个呆滞抑或散乱的目光里带着些许错愕和惊惧的人,也举起手,冲着铁栅栏外挥了挥。”对于重病患者来说,病毒正一点点“蛀空”他的大脑,他已经无力面对一切正常(需要脑力甚至智慧)的生活。正是这种细节里生发出的真实感,引导着我关注重病患者的尊严以及他们的边缘化处境。
刘杨:薛舒的这两部作品让我们看到非虚构写作的问题意识及其独特价值。启蒙以降,虚构文学范式及其价值呈现方式受到挑战,非虚构写作关注现实生活事件和细节:身患疾病的父亲,迫使一家人面对新的家庭伦理关系。那些在临终关怀医院的病人被笼统定义为“失能”,但作者透过诸如吃水果等细节,记录下不同类型病人的情感需要和精神内核,而他们内心的这种需要往往因为他们的病被忽视了。因此,这两部非虚构作品的意义不是为了得出理性认知,而是借助鲜活的生活现场,展现更为感性化的生活世界。在面对碎片化的生活现实时,非虚构写作透过碎片引发对失智、失能老人生存状态和家庭负担等问题的关注和思考。第一部作品看起来是写父亲个人的病程,但也有丰富的社会性内涵;第二部的写作视域则更加开阔。除了作品里事件性的人物刻画,对于其中情感伦理等方面的表现,大家有没有进一步讨论?
二、人生告别:伦理学与社会学的双向思考
汪晨:薛舒的这两部作品以非虚构写作的方式聚焦社会问题。在《当父亲把我忘记》中,作者以私人记录的方式,铺展开对父亲人生的回忆,由此聚焦到对家庭伦理、情感道德的思考,诸如儿女与父母之间的关系、夫妻之间的关系,将种种内心深处隐晦的矛盾剖析出来。《生活在临终医院》将视角延伸到社会图景,作者聚焦的是社会问题,启发人们思考失智人群的养老问题。“死亡”是薛舒的“生命两部曲”所密切关注的问题。在“生命两部曲”中,作者直接讨论了如何面对死亡,以及死亡的意义。首先,是清醒地死去,还是糊涂地活着?一个肾衰竭病人危在旦夕,却还能清晰地感受家人的情感,而阿尔茨海默症患者或许活过了一年又一年,却对一切都是漠然的。其次,如何面对死亡?中国人回避谈论死亡,往往将死亡与某种不可知的结果联系起来。但医院里的护工,天天面对着死亡,他们的态度消解了死亡的神秘性,这也是作者敬佩甚至羡慕的。在父亲逐渐老去的过程中,作者也得到了面对死亡、消解死亡的勇气,意识到生与死只是人生的过程。例如,护工将死亡称作“升天”,带有一点戏谑的叫法显示出对死亡的另一种态度。如作者所说,死亡是一件不值得放在眼里的事。作者对死亡话题的直面和深入讨论,必定会带给读者关于死亡的思考。
肖建梅:在这两部作品中,作者生动描绘了父亲患阿尔茨海默症后的生活点滴。阿尔茨海默症在老年群体中较为普遍,引起了广泛关注。同时,作品也描绘了其他生病的老人,他们在医院接受护工的照料。作者通过记录父亲患病的过程,深入探讨了家庭关系中的亲情伦理。当家人尤其是老年人生病时,其他家庭成员应如何应对和承担责任。面对日益严峻的老龄化社会,我们应思考如何寻找正确的解决之道。
张雯琪:两部作品虽侧重不同,但均关乎失智、失能人群的养护问题。前者以家庭为背景,深入探讨失智失能老人养护的诸多难题;后者则将视角拓宽至全社会。书中描绘了在面对失智失能亲人时,人们无奈、痛苦和妥协的心态;同时,揭示出现代人在不可推卸的养护责任与自己的日常生活冲突时的复杂心情。由此,社会对失智失能群体关注度不足的现象也引发思考。书中称父亲的床位是在看护医院“走后门”获得的,而对于其他没有捷径可走的失能人士,他们只能在家中漫长地等待下一张床位的空出。一个护工照看一个病房的病人,以及护工频繁辞职的现象已成为常态,这也反映出医疗资源的紧张。失能失智人群对于家庭和社会似乎都是负担,他们无法再做出贡献,谁来赡养以及为什么要赡养,成为两本书集中探讨的道德与社会议题。随着我国老龄化社会的到来,作者提出的失智失能群体的赡养问题,是不容忽视且无法回避的。
陈赏赐:核心家庭失去信仰,亲情成为唯一信仰,作品有一条明线是父亲发病,暗线则是家人的应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