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兴元年（1163）四月，继位不久的宋孝宗为了改变南宋在对金国关系中的颓势，决心派兵渡过淮河北进，对金一战。可是，天不遂人愿，加之冷兵器时代草原骑兵的碾压性优势，使得以步兵为主的南宋大军在符离（今安徽宿州）大败，形势随之急转直下。另一边，大概也是天意，由于金国大军连年征战以致人困马乏，在南宋虞允文率兵击退金军攻势取得“采石大捷”后，金军虽又取得“符离之捷”，然已无力南下。双方再度休战议和，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隆兴和议”。虽然宋、金在和议中的不平等依旧，但较之此前的“绍兴和议”，南宋受侮虐的形势稍稍有些改变。“隆兴和议”之后，直到韩侂胄发动开禧北伐，宋、金两国之间近四十年无战事。南宋在宋孝宗治理之下，政治转向清明，一改高宗朝贪污腐败的局面，加上宋室南渡时，大量掌握先进手工业和农业生产技术的北方人口南迁所致的人口和技术红利，以及海上贸易的启动，使治下本即属富庶之地的南方，经济一时呈繁盛之势，社会太平，百姓安乐，史称“乾淳之治”。

然而，终南宋一朝，边患始终是悬在南人头上的一把达摩克利斯剑，亡国灭种之忧的交逼，有时甚至让人产生一种窒息感。毕竟，“靖康之耻”尚在不久之前，亡国丧家之痛仍如锥尖直刺人心。对于一向明夷夏之辨、严夷夏之防的士人而言，兴王师以北定中原，雪洗前耻，无不念兹在兹——“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这种执念和灼痛，还与如何富国强兵、重振国运并彻底弭除边患一起，形成叠加效应，促成了士人对作为王朝治道运行根基的王霸之术、事功之道的再度反思。南宋历史上著名的朱、陈“王霸义利之辨”就此拉开序幕。

乾道中，陈亮在浙东永康寿山石洞内设坛授学，以他自己所期许的“推倒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的气势，向被他视为“风痹不知痛痒”的理学发起挑战。随后，吕皓、吕祖谦、叶适、时少章等人纷纷来此讲学，四方学子慕名前来。南宋淳熙九年（1182），朱熹应陈亮所邀，曾此讲学数月，听课者多达数百人。朱、陈在寿山的讲学、传道、论辩，一时盛况空前。

需要说明的是，朱、陈一方面因道不同而诤于公义，另一方面又保持了一定的私谊，学术上的论争并不妨碍性格迥异的二人在人格上的相互尊重。这跳出了“文人相轻，自古而然”的怪圈，成为历史上不同学派学者之间学术论争的一段佳话。

陈亮与朱熹之间的“王霸义利之辨”是以书信往来的方式进行的。争辩起因于陈亮衔冤入狱，朱熹知悉后，以规劝的口吻给陈亮回了一封信。信中除了一些安慰的话外，还委婉地分析了陈亮系狱的原因，意在以此规劝：“然观老兄平时自处于法度之外，不乐闻听儒生礼法之论……老兄高明刚决，非吝于改过者，愿以愚言思之，绌去‘义利双行’‘王霸并用’之说，而从事于惩忿窒欲、迁善改过之事，粹然以醇儒之道自律，则岂独免于人道之祸……”朱熹这样的分析与劝诫虽然言语不多，但涉及陈亮的为人、思想等。这对于刚摆脱冤狱的陈亮来说是根本无法接受的。陈亮便复信展开辩论，从淳熙十一年（1184）到淳熙十三年（1186），往来的重要信件有十几封之多，各自阐述观点，但二人谁也说服不了谁，始终没能就王霸、义利的关系问题达成共识。

朱、陈之争由王霸之辨开始，在论辩过程中同时触及义利问题。朱熹从道德理想主义角度出发，认为义和利、王道和霸道都是各自分离的，应该坚持义和王道。在朱熹看来，上古及至夏商周三代，统治者为圣王，圣王之间以道心相传，心术纯正，所以社会天理流行，是“王道政治”。而三代之后，道心失传，所以汉唐的帝王没有道心，只知道利益和人欲，而他们所做的仁义之举，只是恰好与上古圣王道心一致的偶然之举。因为没有道心，所以汉唐是“霸道”，“其全体却只在利欲上”。也就是说，三代的王道本乎天理，而汉唐的霸道，则是“利欲之心”使然，朱熹因此在歌颂王道、拒斥霸道的同时，崇义黜利，认为义利不可两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