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郭嵩焘《挽曾国藩》联的不同版本

咸丰四年（1854）正月二十八日，是湘军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日子。曾国藩率水陆大军从衡州出发，正式踏上与太平军的作战征程。为了师出有名，曾氏和幕僚们发布了精心准备的《讨粤匪檄》。曾氏文学功底深厚，因此该檄文写得极为精彩，不少人认为足以和骆宾王的《为徐敬业讨武曌檄》相提并论。这篇檄文打响了与太平军舆论战的第一枪，一经传播便得到诸多士绅和文人的支持。

从开始办理团练到正式率军出征，曾国藩用了足足一年。经过一年的准备，其部队达一万七千多人（含陆军五千多人）。水师统领为褚汝航，营官有成名标、诸殿元、杨载福、彭玉麟、邹汉章、龙献琛、夏銮、胡嘉垣和胡作霖等。陆军以塔齐布为先锋，营官有周凤山、朱孙诒、储玫躬、林源恩、邹世琦、邹寿璋、杨名声、曾国葆等。不仅如此，湘军在军需品上也相当充足：米一万二千石，煤一万八千石，盐四万斤，油三万斤，炮五百尊，军械数千件，弹药二十多万斤。

不难看出，就规模而言，湘军以水师为主、陆军为辅，后来论贡献也是如此。湘军水师的出现极大地扭转了在与太平军作战中长期不利的局面，先后帮助清廷收复了武汉、九江、安庆、金陵等重要城市。水师是平定太平天国的关键所在，不仅参与了关键城市的攻坚战，还为陆军提供了强大火力支援，并为其持续作战提供了强有力的后勤保障。

同治三年（1864）六月，湘军攻克金陵。据王定安记载：“朝廷论平寇功，以国藩创立舟师（水师）为首。而国藩亦言长江既清，贼粮渐匮，故金陵两载而告克。”然而，王闿运却如此记载：“诏论国藩功，以创立舟师为首。”两者的说法从字面上看似仅略有不同，但意思却截然不同。按王定安的说法，平定太平天国的首功在于曾国藩创建水师，而王闿运的说法是曾国藩在平定太平天国上最大的功劳是创建水师。

曾国藩死后，其幕僚、好友兼亲家郭嵩焘在挽联中写道：

论交谊在师友之间，兼亲与长，论事功在宋唐以上，兼德与言，朝野同悲惟我最；

考初出以夺情为疑，实赞其行，考战绩以水师为著，实主其议，艰难未预负公多。

从这副摘自《古今楹联名作选粹》的挽联中，不难看出郭嵩焘和王闿运的观点比较接近。由于该挽联流传较广，一度被作為评定水师贡献的辅助证据。然而据薛福成记载，郭嵩焘所写挽联的下联是这样的：“其始出以夺情为疑，实赞其行，其练兵以水师为著，实发其议，艰难未与负公多。”

曾国藩去世后，黄翼升主导将相关祭文、诗词、挽联、墓志铭等整理汇编成《荣哀录》，可惜的是并未将郭联收录其中。帮着料理丧事的薛福成认为《荣哀录》所收录者瑕瑜不分，因此凭借记忆记录下被交口称赞的几副挽联，如左宗棠、郭嵩焘、李元度等人之联。

虽然这两个版本只有七字之差，结构和内容看来十分相似，然而其意思亦大不相同。前者强调的是功绩评定，而后者则着重于军事能力评定。那么究竟是《古今楹联名作选萃》中的可信，还是薛福成凭记忆写下的更为准确呢？

二、挽联考析：夺情复出

挽联，通常是为了彰显逝者生前的德行和功绩。关系较近者通常会表达出自己与逝者的密切关系，如左宗棠在挽联中客套地表示自己在知人和忠诚上都不如曾氏，而李鸿章则以“门生长”自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