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3年上海开埠之后，全国各地文化人士大量移居上海，上海逐渐发展成了中国的文化中心，也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前沿。到了民国时期，西方艺术在上海迅速发展。同时，因为大量书画篆刻家移居上海，传统的書画篆刻艺术也进入了一个辉煌的新时期。两种文化交相辉映，使得上海在民国时期成为中国主要的艺术中心。

清代中期，碑学兴起。碑学是清朝艺术方面的一次革新，是以复古为名的创新潮流。即使以临碑为名义的作品，也常常呈现完全不同于原碑的全新风格。碑学的发展形成了“金石气”这样一个美学新观念，把书法、绘画、篆刻在美学上统一了起来。艺术史家和书法家白谦慎称碑学为中国艺术界的“文艺复兴”。民国时期，碑学依然是上海书画篆刻艺术的主流，而且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达到了高峰。

中国近现代著名书法家、篆刻家黄葆戉清末从全闽师范学堂毕业后，入上海法政学堂读书。毕业后曾在安徽任教，之后又回到福州，任福建甲种商业学校教员、监学以及福建省公立第一图书馆馆长等职。1922年他从福州移居上海，一开始以鬻字为生。1923年受聘担任《中华新报》副刊《文苑》主编。从1925年起，担任商务印书馆美术部主任，并曾任上海美专国画系主任和上海大学教授。抗战期间，他辞去商务印书馆职位，重新以鬻字为生。和很多当时的上海书画篆刻家一样，他一直在研究和实践碑学“金石气”的美学观念。他曾用隶书写了一副对联，“不作温饱计，欣然金石交”，可以佐证他和当时上海书画篆刻界对金石的推崇。

黄葆戉在上海期间，和很多上海的书画篆刻家以及文化界人士有密切来往。其中书画篆刻家有吴昌硕、郑孝胥、章一山、黄宾虹、王一亭、商笙伯、姚虞琴、童大年、吴待秋、丁辅之、王福庵、张善孖、谭泽闿、郑午昌、吴湖帆、张大千等，其他文化界人士则有高颍生、章太炎、高梦旦、陈叔通、李拔可、李根源、周梅泉、郑振铎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