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较于与《离骚》时代相近的班固、贾逵、淮南王刘安等人的注解，王逸之注是精审之至，他对于《离骚》之文句的注解是建立在深入体会屈原的伟大爱国主义诗人品格的基础上的。其“大义粲然”，人们对于屈原的高尚气节有所领会。其后又有班固等人为之注解，班氏对于屈原的高尚情操并不理解，甚至饱含批判态度，尽管其所注《离骚经章句》今已不存，但可想而知，他的注解大抵是不太可靠的。王逸在《离骚叙》中对其所见各家之注做了“义多乖异，事不要括”的概括。此外，在王逸之前，注家仅注解《离骚》一篇，而屈原其他作品则无人问津，因此王逸“复以所识所知，稽之旧章，合之经传，作十六卷”，不仅对整部《楚辞》之文字作了校正，还为《楚辞》各篇皆作了注。在这一层面，王逸之注有首创之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