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文化节目《典籍里的中国》第三季书目已经发布，“四书”之一《孟子》、战国时期的哲学著作《墨子》、中国古代农科史上最完备的一部总结性巨著《农政全书》，以及《灵宪》《营造法式》《论衡》《海国图志》《颜氏家训》《左传》《资治通鉴》《华阳国志》等十余部闪烁着多元先贤思想光辉、流传千古的中华典籍将在新一季节目中与大家见面，涉及史学、文学、科技、医学等不同领域。我们将对这批典籍进行逐部解读。
从上古时期的茅屋采椽到《诗经·小雅·斯干》歌咏的“筑室百堵”，从雄浑壮丽的汉家陵阙到古朴厚重的魏晋石刻，从气象磅礴的大唐古刹到庄重典雅的宋代书院，再到我们熟悉的明清宫殿以及分布在全国各地的石桥泮池、碑亭牌楼、寺塔园林，中国传统古建筑凝固了五千年悠久岁月，承载了璀璨辉煌的中华文化。
我們应该如何听懂古建筑无声的语言，了解它们背后的沧海桑田，并更好地继承这笔宝贵的物质文化遗产？阅读北宋李诫编写的《营造法式》是其中关键。
诚如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所言，这部书是“研究宋代建筑、研究中国古代建筑的一部必不可少的参考书”。（《营造法式注释·序》）
诞生：大兴土木 变法理财
在中国古代社会，许多技术性行业出于保密的需要，都有“法不轻传”之说，核心技术只在师徒之间口传心授，很少用文字记录下来，并以书籍的形式流传，建筑行业也不例外。
从传说中开山祖师爷鲁班算起，虽说历代巧匠辈出、各领风骚，“汉之胡宽、丁缓、李菊，唐之毛顺，俱载史册”（《五杂俎·人部》），但他们都没有著作存世。在北宋以前，与建筑有关的传世文献，除了成书于战国至西汉之间的《周礼·冬官·考工记》外，几乎没有更多文献流传下来。直至北宋初年，木匠喻皓“以工巧盖一时”，虽著有《木经》三卷，但最终也没能流传下来。那么，在建筑行业普遍保守，且著作难以流传的背景之下，《营造法式》因何诞生，并得以流传至今？
原来，北宋自真宗、仁宗以来，商品经济日趋发达，无论朝廷还是民间，均刮起一股大兴土木，争相攀比之风。梁思成《中国建筑史》总结道：“真、仁以后，殖货致富者愈众，巨量交易出入京师。官方管理之设备及民间商业之建筑，皆因之侈大，公卿商贾拥有资产者之园圃第宅，皆争尚靡丽。”
然而，古代社会等级森严、尊卑有序，不同的身份地位对应着不同的服装颜色、住建规模，但在建筑“争尚靡丽”的氛围之中，无疑隐藏着“僭越”的风险，容易破坏所谓的统治秩序。
更为重要的是，工程建设历来是贪腐的重灾区，尤其是官办工程，极易营私舞弊、挥霍无度。仁宗便曾发现“差官缮修京师官舍，其初多广计功料。既而指羡余以邀赏，故所修不得完久”的贪腐情况。油水进了官员和工匠的荷包里，留下的却是一地“豆腐渣”官舍。为了解决这一痼疾，仁宗于至和元年（1054）九月下诏：“自今须实计功料，申三司。如七年内损隳者，其监修官吏、工匠并劾罪以闻。”
但在巨利的诱惑下，仁宗的诏令效果不大，“巨蠹硕鼠”们依然“前腐后继”，官办工程粗制滥造、以次充好的事情时有发生，财政支出也随之节节攀升，成为导致北宋“冗费”的重要原因之一。
为了解决财政危机及其他领域的弊病，仁宗的接班人神宗于熙宁二年（1069）二月，任命善于理财的王安石为参知政事，拉开了“王安石变法”的序幕。
理财不外乎开源和节流，针对工程建设贪腐的现状，当通过反腐以节省财用。当初，朝廷打算修建感慈塔，负责此事的东西八作司上报需要用工三十四万余，但经一个叫杨琰的官员重新估算，实际用工不到原来的20％即可完工。在杨琰的主持下，感慈塔顺利“毕工”，并节省了大笔费用。神宗见状，“以其材可用”，便于变法当年十月，任命杨琰充任东西八作司指挥使。
但要从根本上肃清贪腐之风，优待像杨琰这样的清官能吏只是一方面，更关键的是要完善制度。王安石便做出了有益的尝试，他提出“凡一岁用度及郊祀大费，皆编著定式”，要做好大额支出的预算规划。而在工程建设领域中，将作监有个叫许几的官员也探索出一个好办法。原来在熙宁年间，他发现“吏与匠比为奸欺”，属吏在施工之初就把工钱付给不同工种的工匠，这样容易造成预算超支和分配不均。于是他“逆为之程”，即预先规划好工程量，再根据工程进度依次支付木匠、泥匠和漆匠的工钱，这样既控制了成本，堵塞了贪腐的漏洞，还能正向激励工匠用心建筑，收到“费省工倍”的良好效果。
总之，在大兴土木及变法理财的背景下，为维护好封建社会的等级秩序，同时为防止腐败、理财节用，并利用好诸如“定式”“逆为之程”等经验做法。熙宁年间，神宗下令由将作监编修《营造法式》，以作为工程建设的规范和标准。
我们知道，触动利益往往比触及灵魂还难。规范一出，贪腐的空间就会迅速缩小，贪官污吏怎么能答应呢？再者，“斫轮之手，巧或失真；董役之官，才非兼技”，将作监的官员或许懂管理，但却未必都懂工程技术，这无疑会影响编书的速度和质量，更何况外部还有变法带来的政治博弈呢！所以将作监编修《营造法式》一直不怎么起劲，拖拖拉拉弄了十多年，直至元祐六年（1091）才终于成书，因此这部《营造法式》又被称作“元祐《法式》”，共二百五十册。此时，距离神宗去世已有六年之久了，北宋名义上的统治者是哲宗皇帝，但实际上是由他祖母高太后垂帘听政。
绍圣元年（1094），哲宗亲政，意图恢复新法。尽管元祐《法式》是新法的重要遗产，但此书如同将作监督造过的许多豆腐渣工程一样质量堪忧，哲宗对此十分不满。他于绍圣四年（1097）十一月二日下敕批评道：“（元祐《法式》）只是料状，别无变造用材制度；其间工料太宽，关防无术。”意思是元祐《法式》仅仅只有控制用料的办法，没有在变化的情况下制作和使用材料的制度，其中工料定额又过于宽松，没有办法防止腐败滋生。正因元祐《法式》不如人意且没有得到哲宗肯定，所以这部书尽管在元祐七年（1092）便已颁布，但在元祐年间就已“卷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