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王之废与高贵乡公之卒是司马氏代魏的标志性事件。齐王谓曹芳，高贵乡公即曹髦，他们是魏明帝曹叡之后的皇帝。曹芳在位期间，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之变，掌控朝政，至他的长子司马师掌权，废曹芳而另立曹髦为帝。不久，曹髦奋起反抗，却寡不敌众，堂堂天子，竟在公开场合下被刺身亡。

可以想见，司马氏的手段有多么不光彩。可是在关键时刻，太后之令及时下达，将“齐王之废”与“高贵乡公之卒”定性为司马氏的“被动反击”。这里提到的太后即明元郭皇后，为曹叡妻子。郭后出身于河右大族——西平郡郭氏，“黄初中，本郡反叛”，郭氏罚没入宫，但错有错着，反而受到了曹叡宠信，以罪族之女的身份逆袭成为皇后。

按此，郭后无论如何都不该“吃里扒外”为司马氏正名。可她偏偏就这么做了。这其中，又有没有什么隐情呢？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曹芳，是魏明帝曹叡的养子，虽非亲生，却是宗法上的嗣子，天然拥有帝位的合法性与正当性。但正是他名义上的嫡母，否定了这一切。嘉平六年（254），“秋九月，大将军司马景王将谋废帝，以闻皇太后”。甲戌，太后令曰：

皇帝芳春秋已长，不亲万机，耽淫内宠，沈漫女德，日延倡优，纵其丑谑；迎六宫家人留止内房，毁人伦之叙，乱男女之节；恭孝日亏，悖慠滋甚，不可以承天绪，奉宗庙。使兼太尉高柔奉策，用一元大武告于宗庙，遣芳归藩于齐，以避皇位。

这份明显经过修饰的公文，规矩、工整，与曹芳的“出格”“荒淫”形成了强烈对比。大抵是因为以臣斥君有违礼法，所以在郭太后首开此风后，群臣方才联名上书，罗列曹芳在位期间的种种荒唐事儿，既进一步强调他的荒淫，云“日延小优郭怀、袁信等于建始芙蓉殿前裸袒游戏”等，又新指出曹芳苛待臣子的一面，如“使人烧铁灼景，身体皆烂”。当然，这一切的控诉最终都将指向一件事：废帝。

以臣逆君，已是冒天下之大不韪，面对司马师的惺惺作态，群臣搬出伊尹、霍光故事，为接下来的废帝之举正名：

昔伊尹放太甲以宁殷，霍光废昌邑以安汉，夫权定社稷以济四海，二代行之于古，明公当之于今，今日之事，亦唯公命。

学者邢义田指出：“在汉代政治活动中，故事与律令、经义是处理事务的三大依据。”但律令与经义都是成文规定，不如故事更灵活，且具有弹性。当律令、经义无法解决事情时，故事不仅能向后人提供某种理政思路，也能为他们的行为提供合法性依据。西汉霍光秉政，废刘贺，改立刘病已为帝，即后来的汉宣帝。这一“故事”被后人反复模仿，董卓废少帝刘辩改立陈留王刘协，司马师废齐王曹芳改立高贵乡公曹髦，皆出于此。

自此，曹芳的帝位已遭遇三重危机。一是外朝公卿的齐声反对，这意味着曹氏一族对朝堂的控制力已远不如司马氏。二是“霍光废刘贺故事”在曹魏一朝的重现，使“以臣逆君”具备了实现的可能。三是郭太后这位母后对曹芳的否定，不仅没能起到护佑幼主的责任，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其皇帝权力来源的正当性，为之后司马师联合群臣废帝提供了最重要的名义。在这三重打击之下，曹芳草草下台，魏文帝曹丕之孙曹髦则被推到台前，成了曹魏政权的第五位皇帝。

以太后诏令中的内容看，曹芳此举可谓咎由自取，但事实真是如此吗？

明眼人都能看出，这只是司马家找的一个借口。曹芳被废前，中书令李丰、光禄大夫张缉（张皇后父）试图拥立太常夏侯玄辅政，失败后，三人俱身死族灭。曹芳的发妻张皇后也因此被废；其父生前所仕光禄大夫，则被授予给了新皇后王氏之父王夔。李丰等人的动作，表明朝堂上仍有一部人忠于曹氏，因此司马师会当机立断，迅速将曹芳废除。自古以来，权臣多好以废立之举彰显自身权威，并以此消解皇室本就所剩无多的余威，司马师此举，亦有这般用意。

史家梁章钜说：“齐王临御之初，即罢宫室工作，免官奴婢六十以上为良人，出内府金银销冶以供军用；二年通《论语》，五年通《尚书》，七年通《礼记》，三祀孔子，以颜子配；良法美政，史不绝书。今矫太后之令，有以知其非事实矣。”司马师“被动反击”后，顺势廢掉曹芳，将代魏大业向前推动了一大步。而太后令与群臣奏疏中所说，不过是临时编造用来抹黑曹芳的。亦如当年的昌邑王刘贺，在位仅27天便做了1127件错事，何其荒谬？

更讽刺的是接下来这段记载。《三国志·齐王芳纪》裴松之注引《魏略》载：“景王将废帝，遣郭芝入白太后，太后与帝对坐。芝谓帝曰：‘大将军欲废陛下，立彭城王据。’帝乃起去。太后不悦。芝曰：‘太后有子不能教，今大将军意已成，又勒兵于外以备非常，但当顺旨，将复何言！’太后曰：‘我欲见大将军，口有所说。’芝曰：‘何可见邪？但当速取玺绶。’太后意折，乃遣傍侍御取玺绶著坐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