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苏菲坐在市中心一家爵士乐俱乐部的前排。已经快凌晨3点了，但她仍戴着墨镜以掩饰自己是盲人的事实。

音乐家停止演奏，人们起立鼓掌，苏菲在一团香烟散发出的烟雾中站起来。她走得很慢，其他人以为她喝醉了。她找不到台阶，所以将身体斜靠着舞台，用胳膊肘和膝盖来感知路径。

苏菲来到舞台上，试图在不撞倒话筒架的情况下找到钢琴。她的双手左右摸索，仿佛在指挥一般。她扫过低音大提琴的边缘和卵石般的扩音器的顶部。然后是一条凳子腿，和她的芭蕾舞平底鞋的皮革曲线连成一片。人们好奇地看着她，等着有人把她从舞台上带下来。

这是一架旧钢琴。苏菲一听就知道。因为琴槌磨损了，音色会变干。她紧张得不敢调整座位，直接张开手指来感受键盘的大小。音符必须按照顺序精确地弹奏。她开始弹了，琴声柔和，出乎意料。人们听着。

然后一张脸出现在舞台的角落。那个人是四重奏中最重要的乐手。他以前听过这首歌。他知道这首曲子有多难。其他音乐家靠近了，但他伸出手臂，示意他们停下。现在除了这位孤独钢琴家的手和桌椅上翻滚的烟雾，一切都静止了。她的一头金发用发夹别了起来，露出像琴键一样白皙的脖子。

王雷走上舞台，斜靠在话筒架上。

“我记得你。”他说。

盲女咬着嘴唇，墨镜后面的眼睛眨了眨。观众认为这很有趣。王雷把他的小号从支架上抬起。围观者把这当成演出的一部分。

这个拿小号的人是一位传奇爵士乐音乐家。他在日本和德国开音乐会，门票提前几个月就售罄了。人们说，他可以用呼吸控制别人的情绪，说他在学说话前就开始学音乐。他直到20岁才离开唐人街——他住在一条小巷里的一家非法宠物店的楼上，为动物们演奏——他的第一把小号是在垃圾桶里撿的。

实际上，王雷出生在运河街一家自助洗衣店的楼上一间闷热的屋子里。那是1981年10月15日。他的母亲觉得自己没法把这孩子从身体里一路挤出去。太疼了，她确信他们俩都会死。之后，她躺着，说不出话来，感觉体内空荡而又充盈。她颤抖的身体已经被汗水浸湿。

王雷的父亲把儿子带到窗前，等微风。他拉起百叶窗，向刚出生的儿子描绘窗外戴墨镜的人。街道两边前前后后停满了汽车。菜市场里的桌子上堆满了一捆捆叶子菜，以及一盆盆的甲鱼和蛙。

“有一天，”他告诉儿子，“我们会一起去那儿挑东西吃。”

他们的公寓有两个房间，一间用来做饭，一间用来睡觉。王雷的父母在李渥夜宵馆的厨房打工。

他们公寓楼下的自助洗衣店是方太太开的。下午小王雷的父母去上班了，就是方太太在带他。她把王雷放在一筐毛巾里，在筐里，王雷可以看到衣服在机器里转动。

楼下的街道上，自助洗衣店对面有一家酒吧。音乐家经常在音乐会结束后聚在那儿喝酒，只演奏他们自己爱听的曲子。

8月的天气热，他们常坐在台阶上抽烟。有时他们会把乐器带出去。楼上公寓里的美籍华裔婴儿透过敞开的窗户听着，他永远不会遇见这些男男女女中的任何一个，永远不会知道他们的姓名，永远不会看到他们的脸，抑或跟随他们在琴弦和琴键上翻腾跃动的手。然而，他小小的身体里流淌着他们给予的一切。他们看过、做过的一切。他们曾经想要的一切。

二

1987年1月14日，在王雷家往北6公里多的地方，苏菲出生了，但她的父母不知道该如何治疗她的失明。他们看了许多医生，医生们各有各的说法。对苏菲来说，童年是声音带来的震撼，是对有手向她伸来时的预感，是她喜欢的食物在嘴里时的快乐，也是由别人为她刷牙的痛苦和羞辱。

放学后，苏菲常常和保姆坐在中央公园的湖边，聆听孩子们追逐玩具船的脚步声。她知道万物都有形状、温度和触感——唯有颜色是她无法想象的。

令她的父母高兴的是，苏菲在学校很受欢迎。

苏菲最好的朋友是她的父母。晚上，他们一起看电视，当屏幕上的角色在无声地亲吻时，父母就会讨论节目的其他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