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从技术哲学的角度来追问我们的日常生活呢？因为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深度科技化的时代，技术已经沉降到生活的诸多方面。在这个时候去反思已成为日常生活现象的技术，就变得尤为重要。

我想跟大家探讨3种技术现象：通勤、外卖和手机。

通勤：一种无意义的损耗

通勤对人的损耗是十分巨大的。首先，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在通勤当中变得非常微妙，拥挤和排队会让人产生敌对情绪。这个时候，群体不再是一种温暖的存在，而是处于一种竞争状态。

另外，通勤把行走变得特别单调。在通勤中，只有起点和终点是有意义的，而它的过程是一种毫无意义的损耗和我们需要去忍受的成本。

那我们就要追问，通勤是如何成为一种十分常见的生活现象的呢？一个回答是因为单位没有宿舍，郊区的房租比较便宜，市中心的生活成本实在太高了。

但是，追问不能停在这个位置，我们要把它提升至哲学层面：在生存意义上，我们何以要忍受这样的通勤呢？

有一位法国哲学家叫列斐伏尔，他提出了“日常批判”的概念。

列斐伏尔认为，要更好地理解现代社会中人的异化，就不应该再在马克思所批评的工厂的语境里去观察。因为我们所处的时代不是工厂时代，而是已经变成一个通盘的消费时代了。

城市的核心不是工厂，而是消费场所，所以现在，我们要把注意力从对工厂盘剥的批判，转移到对日常消费生活的批判上去。

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如果你去问一个工人什么叫通勤，他往往不知道答案，因为那时通勤并不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北京的城市区域过去聚集着很多生产性劳动场所，它们旁边通常会配套宿舍。宿舍不是商品化的，而是分配给职工的。所以那时，城市的核心是工厂和宿舍，它们没有货币化。而今天，城市的核心是高档消费场所，是各种繁华的商圈。

所有原来属于生存领域没有消费化的生存内容和生存空间，在整个城市变成消费橱窗的情况下，就货币化了，成本变得特别高。大家会觉得消费这些东西就是过上好生活的指征，进而逐渐把自己的生活完全锚定在消费上，而忘了在消费之外，我们还有别的生活场景。

作为消费者，我可以每天出入这些场所；而作为真正的人，我准备回家时，就要走到城市的边缘，或者前往郊区。

当然大家可能会说，我们今天的生存状态不完全是列斐伏尔所批判的那种，只是有一些相似。现在的城市也在做一些对抗，我们有安置房、共有产权房、经济适用房。这些实践都在和城市作为消费空间的现实进行非常有力的对抗，要把生存领域继续插入城市的中心，我想可能会慢慢地做得越来越好。

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得记住，每天在挤地铁的时候，要明白道路不仅是用来通勤的，不一定非要把生活和消费等同起来。通勤可以不是枯燥的成本，行走本身无须关注起点和终点，行走的过程也可以是一种生活。我觉得这个维度还是要保留的。

外卖：难吃，却不得不吃

经过漫长的通勤，你到公司忙了一上午。到了中午，你最常说的一句话可能是“叫个外卖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