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那天，我站在家门口一副没心没肺追鸡跑的样子，吸引了这一带有名的“二流子”阿布的注意。他远远地朝我吹了个口哨，喊道：“你家里有石头吗？”

“啥石头？”我傻乎乎地问他。

他笑了：“你装什么装啊，艾山造的假玉石都卖到‘口里（内地）’去了，生意好得很。”

艾山？在当地，可是很少有人这么认真地说出我二哥的名字。我吃惊地看着他——艾山做假玉石？这个“二流子”除了整天闲逛，竟然也学会做生意了，做假玉石？

我无聊的好奇心被勾起来了，讨好地拽了下他的衣角，想听他到底还要说什么。可他什么也没说就走了。

后来我知道了，我二哥、阿布，还有另外的同伙，跟着一些外地人偷偷仿造古玉石。古玉若是真的，色泽会很好，若是枣红色的话，那一定是由尸体的死血浸染成的，表面呈殷红色的桃花斑，还有褐色、粉色、青色——只要知道根据什么原理成色，那么就可以大胆地做手脚加工加色了。

我曾在玉石巴扎上见过这东西——从死人墓室里挖出的古玉，看起来诡异得很，仿佛每颗石头都禁锢着一个会说话的灵魂。

造古玉石是一项失传的绝技：把新玉做旧。

只是传闻中这门技艺相当神秘，一般都是闭门操作，让我很想偷师窃技。可我，还是一个不到13岁的小女孩，性情又这么毛躁，怎么会有耐心学成这门手艺？还是算了。

按照阿布的指点，我到玉石巴扎尽头的旧车库找我二哥。

玉石巴扎人潮涌动，嘈杂、混乱。

我在一个玉石摊子跟前蹲了下来，摊主是一个包着头巾的邋遢妇女，正慢条斯理地给一颗红皮石头上“红灯牌”头油。她面前破毡子上的石头，大的如拳头，小的如玉米粒儿，一颗颗油亮亮的，脚边还放着一瓶“红灯牌”头油，杂货店要六块多钱一瓶。

有好几次，我想让我爹买，可他不给，说这是“羊岗子”（已婚妇女）用的，我还小，用不上这个。

这个妇人低着头，满不在乎地给手中一块石头“上光”。凡上过这种头油的石头，个个像刚摘下来的果子那般新鲜，让人忍不住猜测它的来历。她见我不买东西，还死盯着她，慢慢地把手中的“玉石”举在我眼前。这颗拳头大的绿石头抹了头油后，像涂了层釉，体积好像大了许多，笨头笨脑的，不过也亮了许多。

我盯着它看的表情一定很专注。

最后，我挑衅似的对这个妇人说：“假的，这些石头全是假的。”

妇人很天真地笑了，鼻孔里的清鼻涕一抽一伸的。

旧车库大铁门老旧的外壳附着一层斑驳的漆，轻轻一推，铁链绞起一阵响动。透过铁门裂隙里射进去的光，我看见二哥果然在这里。屋子的地上到处是水，好像刚下了一场雨，地面及木桌上湿漉漉的。他在车库搭起了灶，一些砖和卵石对称放着，上面架起一口热气腾腾的锅。锅是铁的，旧得不成样子，凹进去好几处，盖子都盖不住。旁边码好的木柴有长有短，很干燥，敲一敲，会有铜的音质。

烧火干啥？在锅里熬煮草药。如此，那一小堆原先看上去不起眼的玉石，就会被这些莫名的汁水镀上一抹桃花斑。

桃花朵朵开，实际上不过是药液所化，一个个浑身斑斓，比真的石头还好看。

20世纪90年代末的和田，操这种行当的人并不多，我二哥算一个，那他应该是一个手艺人了吧——民间艺人。平时对于他正业是干什么的，当地人习惯不问长短，连我爹也不问。也许，我二哥自己也忌讳着呢。

好在，用五花八门的方法做旧玉的这些路数和招式他还是记得的，做得也像回事，便被他后来用来谋生。

那些石头经他的手，也就无分真假了。

此刻，我二哥把皮手套摘下，看了一眼在墙脚打盹的大狗。几分钟后，他想站起来，又觉得很吃力，好像眼前的那些石头围着他旋转。然后，他倒向车库柴房的稻草堆上的羊毛毡，昏睡了过去，全然不顾我还在屋子里，肚子还饿着。

像是天突然黑了一样，他，还有大狗——一起进入了睡眠的时间。他和大狗挤在一起的样子多么和谐，让我不由得相信，他丝毫没有被冬天的寒冷，以及自身的品性伤害。

我使劲地咽了一口唾沫，小心翼翼地退出了旧车库。

2

暑假的夏日清晨，如果没有雨的话，我一般很早出门，到河坝子的树林里给我爹搂桑树枝——他是当地少数制作桑皮纸的匠人之一。和田的夏天是一个发洪水的季节，听大人们说，从今年初开始，县工程队就要沿着白水河修筑防洪大坝了。河坝子上每天都在招民工，这些民工聚在一起，有男人也有女人，个个都显得活计很多的样子。

还有一些没被雇用上的人每天也来到这里，眼神和身体都缩在了一起，等待下一个好运。

河坝子上，几个管事的人坐在树底下一顶绿色的帆布帐篷里打牌，库尔班监督那些民工干活。我二哥和库尔班很熟，他们总在一起玩“打瓜”游戏，于是，他就叫我二哥白天给他照看这些民工，照看一天给他十五块钱。

我二哥答应了。

从那时起，二哥模仿库尔班，在河坝子上背着手走来走去。每天，他独来独往的。不，不是一个，是两个。他身边总有大狗。大狗壮实，看起来长得像有一张人脸，五官挤在一起，很狭小，笑起来，却是羊的表情。

他最爱去的地方是几个捞沙妇女那儿，没几日，他就跟她们谈笑自如了。

别看我二哥不爱说话，可他在妇女堆里，却是很善于说笑话的，有时说的笑话意味深长，让在场的女人满脸通红，好几次把铲出来的沙子倒在了自己脚上。遇到顺眼的女人，他还给她们送馕。

一位新来的捞沙女人引起了我二哥的注意。她黑而廋，肩頭很尖，穿着旧旧的土布衣服，那颜色斑驳得很，一看，就是用野萝卜花、沙蒜叶子染出来的。现在早没人这样染衣物了。她那双灰黄的眼睛平静地亮着，看着比别人都成熟，像个过来人似的，冷淡地看着他们在一旁说笑。

她来这里捞沙才两个星期。

我二哥觉得她人实在，包括实实在在地干活，实实在在地吃他的馕饼，当然，也实实在在地索要每天的工钱，却不和他多说一句废话。之后，她才安稳地到河里铲沙子。她不像别的女人那样耍滑头，干活偷懒不说，到了关键时刻，像抽走一条毛巾那样，从二哥怀里抽走她们柔软的身体。

他觉得，自己对待她，也应该实在些才是。

这一天，我二哥带着全新的想法准备和这个捞沙女人相处。很快，在午后的帐篷里，他俩就有了一次动人的谈话。

他说：“你从哪儿来？”

捞沙女人看着他：“英吉沙。”

“那你的家里还有什么人吗？”

“有啊。三个弟弟。”捞沙女人抬起头看着他，好像不明白他到底要问些什么。

“那你出来了，他们在家干啥？”

“干啥？我家里那么穷，你说他们还能干啥？”捞沙女人眼睛一红，低下了头。二哥皱着眉头听完她的话，一下子扳住她的肩膀，急急地对她说：“你跟我到沙堆后面去。”

捞沙女人对他点点头，又很坚定地摇摇头，目光闪烁得很。随后，她站起来，弯下腰身在我二哥脚下的竹筐子里扯出一只馕，便往门外边走了。

二哥沙哑着声音，最后问了一句：

“真的不行吗？”

捞沙女人踏出帐门的时候，微微欠了欠身，一条银白色的链子在领口一闪，好像替她应了一声。

黄昏来临，人们都离去了，捞沙女人还在河滩上干活，成堆的河沙在她身后堆成了山。后来，她把很久没洗的长辫子散开，抖到河水里冲洗，没发现一个乞丐模样的小男孩来到她身边，一只小脏手伸向她的领口，想偷偷把她脖子上的银坠子拽走。

“狗屎啊。”

她恼怒地打掉了那只不怀好意的手。自从来到这个地方捞沙，她把这个整天在河滩上闲逛要饭的小乞丐看成是自己很亲近的人。可这小孩鬼着呢，听信别人的谣言，说她其实是一个没人要的傻婆子、疯婆子，就像他那样，不知从哪儿冒出来，喜欢在垃圾箱里捡东西吃。

就是这个小乞丐，经常吃她的热馕，吃完了却偷偷对着天空吐三口唾沫，说是吃了她的馕饼拉肚子，吐出三口唾沫就能辟邪。

她看着他，一把拍掉裙子上的沙子，然后，用裙边擦拭湿漉漉的头发：“小毛驴子，连你都欺负我。”

小乞丐笑了。

捞沙女人租住的地方是巴扎旁一间废弃了的小仓库。距离仓库不远，有一排沙枣树，棵棵枝繁叶茂，很阴凉。沙枣成熟的季节，还会招来蜜蜂和苍蝇。

一些卖小吃的小贩特别喜欢这片阴凉，纷纷把摊子摆在树下，放上一些简易的椅子，引来一些人或蹲或站，在一起扎堆儿。

每次，捞沙女人的出现总会引起他们的注意。

他们有时给她点吃的，还不忘把一个暧昧的目光递给她。也有的人拿她开玩笑，从暗处往她的身上砸果核，虽无关痛痒，却让她很不高兴。

我二哥也出现在这群无所事事的人中间。

和田这么小，他们随时都有可能遇见。

后来，他在这里出现得越来越勤了。开始是三五天，然后是每天都来。直到有一天，人们发现他俩在共用饭盆吃饭；在捞沙女人晾的破旧衣服里，出现了一件我二哥的上衣。

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一想到捞沙女人，就百思不得其解，一次又一次，他俩在这间破屋子都做了些什么，我不知道。

一个将雨未雨的清晨，小飞虫飞得很低，沾到脸上，痒痒的。我在距家不远的马路边，看见我二哥踏着一地的树叶往前走，身后不远不近地跟着捞沙女人。而大狗又在距他俩不远的地方跟着，小跑着追几步，又定住了。远远地看，他们的身影有些轻微离地的感觉，很诡异。

可这样的画面，为什么只被我一个人看见了呢？我二哥早说过了，我虽是一个小破孩儿，可是我却有着坏小孩的聪明。

什么话呀，我不过是有着善良小孩的迟钝罢了。

我二哥和捞沙女人好上了这件事，很让周围的人错愕。总感觉他俩在一起，彼此以灰暗的衰弱气息，腐化着原本蓬勃的生命力。

当地一些无聊的小孩子，总是会带来些有关他俩关系进展的新消息，还有摊贩和食客们的反应。随着我二哥在这里出现得越来越频繁，她屋子里的窗台上，开始摆上了一些瓶瓶罐罐。后来，他俩干脆把锅灶搬到了树底下，煮一些黏稠的东西，颜色很不好看。大中午的，有时还看见他俩抱在一起在树下的毡子上打盹，身体的阴影和树的阴影都重合在一起了。

那些小贩发牢骚：这树底下，不就成了他俩的地盘了？可时间一长，似乎也认可了。

几棵粗大的榆树下，这一群奇形怪状的人在一起其乐融融。

捞沙女人到底长得好不好看，好像还没人能够说得清楚。她看起来有时年轻一些，有时年老一些。看起来年老，那是她在没有饭吃，心情不大好的时候；当她看起来比较年轻而好看时，脸蛋会变得润白，看起来哪儿都是圆的，连动作也是圆的。比如说，她在弯下腰的时候，会有一个弧度；生气撇嘴的时候，也会有一个弧形曲线。所以，没人能猜得出她的真实年龄。

不过，捞沙女人一向是当地的那些人嘲弄的对象。我二哥也好不到哪儿去。有一次，我看见他仔细地抚摩我爹的上衣口袋，还要闻一下，才从里面慢慢掏出钱。他好像感觉到我在他身后，猛一回头，果然看到我贴着门框看他，吓了一大跳。

沒等他伸开爪子扑来，我就早跑远了。

小偷小摸——二哥本性中这样一个可怜又可悲的缺陷打败了他好几次，不过不只是我，还被这个捞沙女人看见了。

有一次参加“托依”（维吾尔族人的聚会），我二哥面前一只小巧透明的瓷酒杯让他屈服了。趁人不注意，他不动声色地把它装在了口袋里，还用手轻轻拍了拍，好像它是一件活物，会叫。

可一回头，却发现捞沙女人在看他，眼神笔直，然后她突然大笑了起来，以至于呛到了自己，猛地咳嗽起来。

那真是一个折磨人的时刻，好像他干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却只有她一人捧场。

回去的路上，我二哥在巴扎一角的杂货摊偷了一枚旧旧的银戒指，作为爱的礼物送给了她。他在做这一切的时候，是一副老练和若无其事的样子，她在一旁久久地看着他，似乎在拼凑某种智力玩具。

她的确被他给搞糊涂了。

当他的眼睛一点点地舔着摊子上那些亮晶晶的小玩意儿，捞沙女人似笑非笑地看着他，用手指一下下地划自己的嘴角，她问：“你真的这么‘饿’吗？”语气中带有一种温柔的肯定。

“饿”指的是他心里又想偷了。“饿”是他俩的暗语，好像他俩一开始就有默契。

最后，她收下了这个“爱的礼物”，用母亲般的声音召唤着他。

随后，他来到捞沙女人的住处，两人互相拉扯着，褪下对方衣物。她急促轻叹，在他之下，与他迎合。

不过，捞沙女人身上也有一个恶习：她爱在垃圾堆捡东西这件事，早在当地人中间传开了。

她对那些破烂儿有一种失去理智的爱好，可能垃圾堆里的确有值得人去捡的东西，那些被人们丢弃的破垫子、巴掌大的没了铁壳子的收音机、脱了线的旧扇子、没盖子的糖罐，还有断了腿的凳子，等等，她都一一捡了回來——一个看上去还算年轻的女人这么干，她就是没长脑子，起码我是这么看的。

她无比宠爱距她住处不远的那只大垃圾箱，每天要拜访好几次。那些小贩把削掉的黄瓜皮、带毛的羊肉骨头，还有滴着汤水的剩饭倒在里面，垃圾箱即使盖上盖子，也掩盖不了一副邋遢相，气味着实让人受不了。

有好几次，我看见她在垃圾箱里翻拣，手里还拿着一些锈迹斑斑的东西发呆，她身上也散发出一股垃圾味儿，好像她本人也成了垃圾的一部分。

不过，捞沙女人可以说得上手巧。旧垫子洗一洗，旧凳子垫个腿，重刷一遍漆，就可以重新使用了。可我一看见她，只想捂着鼻子远远地躲开。

她好脾气地笑笑，她知道我嫌脏。

不过，她捡来的一个小东西我还是在意的：那是一个破旧的黑盒子，连边角都被磨掉漆了，却被她称为这是个“自言自语的人”。机身上有个小黑疙瘩，只要把那疙瘩一扭，用力把机身拍一拍，声音就出来了。每天一大清早就开始自言自语，说唱个不停，一点也不在乎有没有人回应。到了固定的时间，还会播报新闻，这真是一件新鲜事，让幼小的我甚为崇拜。

不过，让我好奇的是，我在某天早上听到的一档节目，就是从这个盒子里发出的。好像在转播一个电影，里面有个女人在哭泣，而周围的人在开怀大笑，笑声把这个盒子快震碎了。这个场景是在哪里发生的呢？难道是这个女人在屋子里哭个不停，而一些无所事事的人在她家的周围闲逛，从门缝里张望，并为她的哭声喝彩？

想想看，我周围的人还没一个这样做，真的难以置信。

三月四月也过去了。几场风、几场雨过后，便迅速进入到干燥的夏季。炎热刺目的阳光散发出一股丰饶的热气，潮水般起伏。空气似乎是停顿的、凝结的、粘连的。

这里家家院落栽有杏树、桑树，早春的杏花在绿叶中绽开，骨朵结实，芳香四溢，洁白肥厚的花瓣在隐约的阳光中随风跳跃，点缀贫寒院落的破旧门庭。那些屋舍都是泥土结构，嵌入细细的红柳及芦苇条，经年月已久的沙尘和阳光侵蚀成旧旧的暗褐色。

女人们在这样的花树下与人说话，声音都会与白日不同。

和田的大街上，头顶一只货盘的维吾尔族小贩在马路边上高声叫卖。木拉提干果店散发出温暖的甜香，红玫瑰清真餐厅门口摆着一桶桶的鲜牛奶，喊声在空中爆裂，每个音节都像杏花雪白的花瓣在和田大街的上空飘动，唤醒了沉睡的人们，让他们带上了梦一样的微笑。

这天，阿曼古丽在家举办了“居宛托依”，从这天起，人们就要称帕提古丽为“居宛（少妇）”了。

那天一大早，帕提古丽的丈夫库尔班，还有几个中年男人在院子一角煮羊肉做抓饭，准备待客。院子的大土炕上已拉开了“刀食干”（餐布）。

满院子都是穿戴整齐的中老年妇女。参加“居宛托依”的女客们一般不会空手而来，或多或少都要拿一点馕、石榴，还有手绣的手帕等礼物。她们行完礼，打完招呼，相互寒暄一些祝福的话，说谁家又新买了好几只羊，谁家的媳妇生了双胞胎，怎么好长时间没有出门都干什么去了，等等。真是热闹。

令人意外的是，捞沙女人居然也来了，她穿着一件皱巴巴的、看不出什么颜色的裙子，怯生生地站在院子门口，咧嘴向大家笑了一下，她的形体是少女的身形，有一种造作的挺拔。

听到有人在一旁窃窃私语，帕提古丽的婆婆跟大家解释说，是叫她过来帮忙打馕的。可捞沙女人居然什么礼物也没带，夹在打扮隆重的女人堆里很兴奋。

她见了谁都说：“你今天真漂亮。”这是一声近似耳语般的惊呼。

屋子里，几位妇女正在给帕提古丽梳头，把她的刘海儿和垂在耳边的两缕鬓发分编到左右的两条大辫子里。她的手上戴了好几只手镯。帕提古丽当然也受用了这么一句，可她没理会捞沙女人的话，坐在新铺的羊毛毡子上，一副很矜持的样子。

按照后来捞沙女人对我们的炫耀，她自己曾经也是一个举行过了“少妇礼”的人。可我知道，这个“少妇礼”不是谁想办就办的。那是当地的维吾尔族少妇们在生完第二个孩子后，家里有夫有子有老有小，而且，如果还没有与丈夫离婚的话，那就要按传统举行第二次婚礼——“居宛托依”（“托依”指婚礼）。有人也叫“恰其巴格托依”，就是把头发收拾得更漂亮的婚礼。

在这里，捞沙女人一向是被人嘲弄的对象。大家看她穿得邋遢，身上又有一种来历不明的寒酸气味，没人相信她的话。

如今，她一个人在外边混，她的丈夫呢？她的孩子呢

没有人知道。

过了肉孜节（也称开斋节），我连着好几个星期没见过二哥了。

二哥和大狗总不在家。没了大狗和我整天“眉来眼去”的，我感到寂寞，常想起我未曾谋面的大哥。

听外人说他是得伤寒病死的，死的时候才5岁。罪魁祸首就是“三年严重困难”那个特殊年代，二哥抢走大哥临死前手中的最后一口粮食——一块渗出霉斑的红薯。

老爹的说法让我二哥无比委屈：“怎么是我抢食呢？那时我才3岁，是个不懂事的孩子呢。”

小哥哥，我的在5岁就死去的小哥哥，无形中成为爹和二哥之间的隔阂。十几年的时光过去，他们之间冰冷的关系非但没得到改善，反倒更加疏远。

我是在大哥死后好几年后才出生的。现在，除了爹还记得他的模样外，没人还记得他的什么。爹有时在发呆的时候，会突然提到他：“你大哥要是还活着的话——”

我二哥忍受不了我爹经常向他投来的刀子一样的目光，他总想躲开爹，躲开他的目光，无论在哪里。

我爹对他毫无办法：“你这个造粪机器。”

爹有事没事地就这么叫他。

长大以后，我才知道“造粪机器”说的是那些光吃不干活的寄生虫，是一句骂人的话。可又有什么用呢？我二哥艾山，就這么坚定地当起了“造粪机器”。似乎他存在着就是为了与我爹对着干，继续他无所事事、惹是生非的生活，直到爹真的熬成了老爹。

在我家里，这真是一部丰富的家庭斗争史啊。

一天傍晚，风在院子里穿梭，弄出很大声响，我以为二哥回家了，一看不是。我爹屋子的门半开着，他还没睡下。我顾不上这些，从破损的台阶跨出了门。

我转过好几个街角，呼吸变得急促，到了旧仓库门前，我看见天空中有一大片灰云在移动，不偏不倚地刚好停在这个旧仓库上空，这片云的形状有点鬼头鬼脑，一副口眼 斜的人脸的样子。

我有些慌乱。

从旧仓库的门缝里，我看到屋子里正冒着滚滚的浓烟，这股浓烟正是来自墙角土灶上的一口大铁锅。白炽灯在头顶上吱吱作响。我二哥和捞沙女人围在土灶旁，脸上被熏出了一种奇怪的黄色。

隔着门缝远远看上去，这间旧车库像是一个躲藏鬼魂的地方。捞沙女人的头上包着茄子紫的破头巾，耳边一枝干枯的玉米缨子遮住了她的小半边脸，真看不出她还是一个爱美的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