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键词：孔子；东周；成周；从周；《论语》

DOI： 10.16758/j.cnki.1004-9371.2024.02.006

《论语·阳货》记载了春秋晚期鲁国季孙氏陪臣公山弗扰叛乱而孔子“欲往”之事，1其文载：“公山弗扰以费叛，召，子欲往。子路不说，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岂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2孔子欲参与公山氏的叛乱引起了弟子子路的不悦，孔子则以“吾其为东周乎”为释。3然而，经史学家对孔子所谓“东周”的解释各异，围绕着“尊周”与“黜周”两种截然相反的立意，形成了“兴周道于东方”说、“黜周王鲁”说、“东都·王朝”说和“成周”说4种观点。孔子“吾其为东周乎”竟为何意，这不仅是经学史研究亟须解决的问题，也是从春秋晚期历史变局中深入理解孔子政治思想的一个新线索。

一、“东周”非“兴周道于东方”说

魏晋以来，何晏的《论语集解》极具影响，其注：“兴周道于东方，故曰东周”遂为流行。1至宋代，朱熹及其辅翼者依旧沿袭其论，如《论语集注》言：“为东周，言兴周道于东方。”2然而，以“兴周道于东方”解释“东周”并非巧妙，且不符合孔子时代的语境。

一方面，以“兴周道于东方”释“东周”会引起理解的分歧，因为解释者对“兴周道”可以有“兴周”和“兴道”两种不同的理解。“兴周”者，如王弼将“周道”理解为“周室道”，他说：“言如能用我者不择地而兴周室道也。”3王弼所解释的“周室道”是指东周王室，即利用诸侯力量复兴业已衰败的东周王室之地位，这是“尊周”的思想的范畴。“兴道”者，如邢昺言：“如有用我道者，我则兴周道于东方，其使鲁为周乎。”4即在东方（鲁国）建立起可以统合诸侯的新秩序，这便有了“黜周王鲁”的意味了。可见，魏晋时期形成的“兴周道于东方”说很难明确“东周”之本义。

另一方面，以“兴周道于东方”释“东周”不符合孔子时代的语境。关于“吾其为东周乎”之“其”字，学界有两种观点。一种是将“其”理解为强化语气，表达肯定的涵义，如前引邢昺《论语注疏》便说：“如有用我道者，我则兴周道于东方，其使鲁为周乎。”5第二种是将“其”，释读为“岂”，理解为反问语气，表达否定的涵义，如刘宝楠《论语正义》云：“夫子作《春秋》，据鲁新周……新以西周，不得不绌东周，故此文亦言不为东周也。”6

对比前后文句与相关文献，较为通行的第一种说法更为合理，其理由有三。一，前文已有“岂徒哉”，同为一句，没必要用“其”来表达“岂”的意思。二，先秦文献中，“其为……乎”的句型，多是以强调的语气表达肯定的意思。仅以《左传》为例，《桓公十七年》：“高伯其为戮乎，复恶已甚矣”；《襄公二十一年》：“人谓叔向曰：‘子离于罪，其为不知乎’”；《定公十二年》：“其御曰：‘殿而在列，其为无勇乎’”；《哀公元年》：“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训，二十年之外，吴其为沼乎”等，7均可为证。三，从语境来看，孔子前言“岂徒哉”用反问的方式表达了否定之意，后言当为肯定语义。8

由此可知，在“其为……乎”句式中，省略号部分一般为字、词，且其涵义亦为短语而非复句。上引《左传》中“其为戮乎”意思为“被杀戮”，“其为不知乎”意思为“不智慧”，“其为沼乎”意思为“沦陷”，这些几与孔子同一时代的材料均可为证。显然，“兴周道于东方”或“不择地而兴周室”都是句子，此有违于孔子时代“其为……乎”的语境。

综之，较为通行的“兴周道于东方”说乃魏晋时期形成的说法，该说既不能突显孔子“从周”之思想，也无法抵御西汉以来“黜周王鲁”学说的挑战，更有违孔子时代的语言环境，当非孔子所言“东周”之本义。

二、“东周”非“黜周王鲁”说

西汉今文经学大行其道，董仲舒认为：“故《春秋》应天作新王之事，时正黑统，王鲁，尚黑，绌夏、亲周、故宋。”9太史公也受之影响，于孔子“欲往”前述曰：“孔子循道弥久，温温无所试，莫能己用，曰：‘盖周文武起丰镐而王，今费虽小，傥庶几乎。’”1东汉何休更总结西汉今文经学的观点，依据《公羊传》发挥出一套“新周”“王鲁”的理论，后儒据此认为孔子欲以鲁代周而王。清儒惠栋便言：“‘吾其为东周乎’，何晏注云‘兴周道于东方’，故曰‘东周’，此与公羊黜周王鲁说合。”2

然而“新周”“王鲁”等今文经说是对《公羊传》的误读。《公羊传·宣公十六年》记载“成周宣谢灾，何以书？记灾也。外灾不书，此何以书？新周也。”何休据此议论：“新周，故分别有灾不与宋同也。孔子以《春秋》当新王，上黜杞，下新周而故宋，因天灾中兴之乐器，示周不复兴，故系宣谢于成周，使若国文，黜而新之，从为王者后记灾也。”3何休认为，孔子以《春秋》当新王，周已经不能再复兴，应当“黜而新之”。何休所谓的“新周”就如同“黜杞”与“故宋”一样，其实质是“黜周”。那么孔子如何以《春秋》当新王呢？何休认为是“《春秋》王鲁，讬隐公以为始授命王”，4由此又提出了“王鲁”的观点。对此，杜预于《春秋经传集解序》中予以了批驳，他在解释“春秋何始于鲁隐公”时说：“所书之王，即平王也；所用之历，即周正也；所称之公，即鲁隐也。安在其黜周而王鲁乎！”5此一驳说合乎道理。其实，在古代文献中，“新”“亲”相通，《公羊传》所言“新周”，乃是“亲周”，《史记·孔子世家》便记为“据鲁，亲周，故殷”，6这是孔子作《春秋》的三种“笔法”：孔子据鲁国历史作《春秋》，便是“据鲁”；周王仍旧是天下共主，与鲁国同为姬姓，因此要“亲周”；宋是前代殷商之后，且孔子先祖就是宋国人，因此也当以关注，就是“故殷”或“故宋”。可见，何休发挥的“新周”“故宋”根本不是《春秋》经传的本义。

而以“尊王”“从周”为信念的孔子更不会有“王鲁”的思想。孔子尊王，不仅信奉西周文武周公之道，对东周诸王也推崇备至。仅以《春秋》经文所载“天王”为例，详见下页表一。

《春秋》经文中记载“天王”共25例，几乎遍及周平王至周敬王。在诸侯时有僭越称王、王室多有叛乱的背景下，孔子以“天王”称谓周天子是对东周王室政治合法性的宣扬。儒家后学将孔子尊东周王室的观念抽象为《公羊传》所谓的“国君一体”理论：“国君一体也，先君之耻犹今君之耻也；今君之耻犹先君之耻也。国君何以一体？国君以国为体。诸侯世，故国君为一体也。”7《公羊传》宣扬的“国君一体”，主要强调了今君与先君的血脉相接，东周诸王既然继承了周文王之血脉，周之王系就未断，周就未亡。周既不亡，又何言“王鲁”。可见，何休的“王鲁”思想不符合孔子的“春秋大义”，也与《公羊传》的理念相违背。因此，以“黜周王鲁”来解读孔子“吾其为东周乎”难以成立。

三、“东周”非“东都·王朝”说

此说以“东周”指代平王东迁后的都城，进而引申为东周王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