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王命旗牌；恭请王命；就地正法；便宜权

DOI： 10.16758/j.cnki.1004-9371.2024.02.012

清入关之始，照搬明代制度，在平定前朝反对势力及应对国内民变反叛时，授予一些带兵将领以专杀大权，以印信、旗牌、敕书、信物为标志，也只是用于军事行动，但在死刑复核制度上，依然强调朝廷复核，皇帝勾决。当大规模军事行动结束以后，所授予带兵将领的印信、旗牌、敕书、信物等都被收回，储藏在宫中。进入盛世，在社会安宁的情况下，虽然死刑审判复核制度得以顺利实行，但偌大的国家，总会有特殊情况，适当的授权，给予一些地方大员以便宜权力，乃是必要的措置。此前研究关注王命旗牌与“就地正法”制度的关系，主要有三种看法：一是以“恭请王命”方式执行死刑就是“就地正法”，重点在于出现的时间；1二是王命旗牌为“就地正法”制度的源头；2三是王命旗牌与“就地正法”有所不同。3应该说王命旗牌有“就地正法”制度的内容，而“就地正法”制度乃是由王命旗牌制度演化而来。王命旗牌不仅仅应用于司法，拥有者在敕书与职权范围内都可以使用，不但可以在司法方面“先斩后奏”“就地正法”，还可以应用于军事、行政、财政、文教各个领域，甚至还有一定的人事调动权，有“便宜行事”的权力。

一、王命旗牌的型制与管理

王命旗牌是明代形成的制度，拥有者的权力大小在敕书中有明确规定。1其制“每旗用阔绢一幅，长四尺，阔一尺九寸，枪连杆长六尺五寸，围二寸三分。每牌连卧虎盖长八寸，厚七分”。2清代因循而有所变化，其“旗蓝色，方广二尺六寸，两面销金，清、汉‘令’字各一，清、汉‘令’字上各钤兵部印。旗杆一，长如旗，木顶朱纬髦。牌椴木质，通高一尺有二分，圆径七寸五分，厚一寸，朱髤，上刻荷叶形，绿髤。牌两面刻清、汉‘令’字各一，悬于枪上，枪长八尺，榆木为之。铁枪枪冒髤以黄，绘龙，垂以朱髦。牌边枪杆，均刻清、汉‘令’字第几号，填以金”。

清代王命旗牌是与敕书、印信等并行的，最初只是授予经略、大将军、将军等重要官员。顺治二年（1645），“工部奏请颁给督抚等官旗牌。查《会典》开载，京营总督旗牌十二副，各边总督及挂印总兵官十副，提督八副，巡抚六副，总兵、副将五副，参将、游击三副，今俱应照例颁给”。5此请得到顺治帝的批准，此后则按照此规定颁给。不久又进行调整，“经略十二副，总督、挂印总兵官各十副，巡抚、提督八副，总兵官五副”。康熙七年（1668）改为“总督十副，提督八副，总兵官五副。巡抚不令管兵，停其给发”。取消巡抚的王命旗牌，但有些巡抚仍兼兵部侍郎衔，实际上也管理军务。康熙九年（1670），先是给予甘肃巡抚旗牌，后是康熙十二年（1673），“直省巡抚均令管兵，照例颁给旗牌”。6也就是说，督、抚、提、镇等二品以上的文武大员，都按例颁给王命旗牌。

除了王命旗牌之外，还有令旗、令箭。顺治初年定制的令旗，“大将军、将军、督、抚、提、镇，均用三角旗。驻防将军、都统、副都统，均用方旗。咸以云缎为之。三角旗高一尺八寸，斜长三尺，下阔二尺四寸。大将军、将军，本旗色。督、抚、提、镇，黄色。方旗高一尺五寸五分，阔九寸五分。均销清、汉金‘令’字，及清汉官衔。箭镞以铁为之，两面錽银清、汉‘令’字，下錽银清、汉‘十二辰’字。移送兵部配制笴羽，钤印颁发”。7令旗、令箭最初没有讲明数量，从康熙三十三年（1694）奏准“步军统领增给令箭十二枝，旗面金书‘提督九门步军巡捕三营统领’清、汉字样，由部制造颁发”来看，1令旗与令箭的数量相同，与所颁发的旗牌数量是一致的，在具体使用过程中，旗牌与令旗、令箭并行，以示严谨。

有了旗牌与令旗、令箭，也有了相应的管理制度。顺治时规定：“令旗令牌不加谨存储，以致损折者，罚俸六月。其因水火盗贼损失者，免议。”康熙七年覆准：“旗牌兼书清、汉字，前经领过者，缴部换给。”雍正三年（1725），因为王命旗牌多有损坏，要求“各督、抚、提、镇所领王命旗牌，务须加谨收护，毋致损伤，亦不可别造。其有地方卑湿，阅岁滋多，不免虫蛀漆剥，形制毁敝者，从宽免其处分，听其一面照式整修，一面咨部备案”，2只要咨部备案，也就免于罚俸的处分。因为旗牌令箭都要由兵部加盖印信，而乾隆十四年（1749）各部印信重新改铸，旗牌、令旗、令箭也以旧换新。

旗牌与令旗、令箭共同使用，便是王命。旗牌、令旗、令箭都可以单独使用，因为旗牌长大，容易损毁，故旗牌拥有者使用令旗、令箭来代表王命则成为惯例。雍正帝认为：“颁发王命旗牌，所以重节镇之权，崇天室之威也。”3拥有王命旗牌就有这样的威权，若是将之授予属下，这些属下就可以“肩舆逾分，马挂胸缨，俨然官长。沿途拜会有司，需索夫马馈送”。4按照相关条例规定，凡属于决不待时的罪犯是可以恭请王命正法的，此时的王命旗牌就有如皇帝亲临。法国人老尼克（Old Nick）曾经看见过地方执行死刑而恭请王命的过程：一个佛僧，“被控多次企图勒索、诱骗、偷盗、行骗、胁迫”，这时候“唐大人（意指府院）前来审问福建汀州府上杭的僧侣shin-lang。上午八点，放炮之后，听審大厅开门。大人们就坐，其他所有要求在场的工作人员（站立）。按察使的衙役前去提犯人。犯人被带来，证实有罪，然后再次带走。府院拿出‘王命’牌，派遣几个衙役押送犯人们到城门外集市广场，就地斩首。很快他们就回来了，交回‘王命’牌，禀报犯人处决已经执行”。老尼克认为：“再没有比这更快捷更简略的审判了，‘王命’牌代表皇帝对死刑的批准，这一发明值得好好研究，每一行政长官都持有这种权力象征，足以宣布判决生效。长官郑重的在犯人面前出示命牌，朝向皇宫方向摆放，犯人必须对这个神圣的象征物顶礼膜拜。就这样，犯人带着祈求的态度，感恩戴德的服从判决，接受了致命的裁决。”5老尼克所观看的行刑过程，应该是道光二十四年（1844），在《就地正法章程》颁行之前。

王命旗牌是官员行使便宜权的凭据，更是皇权的象征，有同于“斧钺”“尚方剑”，由皇帝赐颁大臣，使得专征专杀，拥有一定的便宜权。王命旗牌，满文为“hesei kiru temgetu”，或“hesei buhe temgetu kiru pai”，意即奉谕旨之旗牌。请用王命旗牌，旗牌拥有者要朝服北向，焚香行三跪九叩礼，将旗牌取出交付下属去执行王命，所到之处要按照“颁诏礼”行事，“地方官具龙亭、彩舆、仪仗、鼓乐，出郭迎接”。6王命旗牌经过地方，官员军民人等都要下跪迎送。若是执行死刑，请出王命旗牌就可以处决，不必等待奏准。

清代王命旗牌的颁发范围主要是总督、巡抚、提督、总兵官，各依其品级不同有相应数量的王命旗牌。除上述官职之外，领兵将军也被授予王命旗牌。乾隆二十年（1755），以班第为定北将军，永常为定西将军，分别领兵征伐准噶尔部，“军机大臣等遂议奏……应颁敕书王命旗牌各一分（份）”。7从数次对旗牌授予范围的变更来看，皇帝有意将王命旗牌授予有管兵权的官员，因为其初衷就是用来处理军事上的紧急情况，颁发不同数量的旗牌，其拥有者在特殊的情况下，就可以同时发布多道命令，让所属持去执行，有如皇帝亲临。

王命旗牌也授予一些宗室成员和宗教首领。如顺治时，宗室韩岱、巩阿岱、吴达海、罗托等均曾颁给王命旗牌与敕书，允许他们在“行间将领功罪察实纪明汇奏，有犯小过者即當处分。至于骁骑校护军校以下，除死罪外其余大小罪过，俱与众将商酌，径行处分”。1从八宿活佛阿旺贡却尼玛被“五世达赖赐以八宿寺及其属寺，同时赏赐华盖、王命旗牌等一应显贵官员用物，于是前往本寺”，2可知宗教首领可以将王命旗牌转授于所属活佛。五世达赖曾于顺治九年（1652）到达北京，十年（1653）二月离京，期间顺治帝曾赐予厚礼金册等物，并且在太和殿赐宴，册封达赖为“西天大善自在佛”，同时还册封厄鲁特部落顾实汗为“遵行文义敏慧顾实汗”。康熙时还册封班禅胡土克图为“额尔得尼”，按例都赐予王命旗牌。赏赐宗教首领王命旗牌，既是一种荣宠，也是一种授权。宗教首领所派遣的使者持有王命旗牌，就可以“自西宁至京师，支给驿马供应”。3

持王命旗牌有生杀大权，故旗牌的发放范围是有限的，除了在用兵时期的经略、将军之外，总督、巡抚、都统、提督、总兵等也按事权授予不同数量。王命旗牌主要作用是调动军队，调集军用物资，便于统一指挥，根据授权，实际上还有死刑外结和紧急情况下便宜处置权。死刑外结，即遇有重犯或人犯有病毙、自戕先兆，王命旗牌拥有者亲勘，或委员察勘案情，验明无误后，即可以使用王命旗牌，将人犯先行正法，之后具折奏闻。便宜处置权，即在发生战争、自然灾害、民变、叛乱等紧急情况时，王命旗牌拥有者可以使用便宜权，或将王命旗牌转授属下以行使便宜权，以便及时应对处理，事后奏闻请旨。

二、王命旗牌与授权制度

清顺治元年（1644），“特命尔摄政和硕睿亲王多尔衮，代统大军，往定中原。用加殊礼，锡以御用纛盖等物，特授奉命大将军印，一切赏罚，俱便宜从事”。4多尔衮既有皇帝亲颁的敕书，又有御用纛盖等物，还有大将军印，实际上是代行皇帝职责。同年，命和硕英亲王阿济格为靖远大将军，和硕豫亲王多铎为定国大将军，均授权“其行间将领功罪，察实纪明汇奏，如系小过，当即处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