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日本学界；“新世界史像”；欧洲中心史观；全球史

DOI： 10.16758/j.cnki.1004-9371.2024.02.014

自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日本学界特别是世界史学界，开始反思既有研究并探索新的研究和书写世界史的理论与方法，近几年更是兴起讨论热潮，各种形式的研究成果大量出版，逐渐呈现出新的研究气象。学术研究的进展，也推动了世界史知识的普及，各类通俗读物、新版漫画版世界史图书纷纷上架。1在此过程中，“新世界史”“新世界史像”等说法在各类世界史著述及研究项目名称、研讨会记录中频繁出现，羽田正、冈本隆司、秋田茂等学者也在他们的著述及各类研讨会上反复提及。实际上，“新世界史像”并不是新名词，在史学研究发展到某个变革阶段，都会对先前的研究、历史叙述进行反思，并在反思基础上提出构筑“新历史像”或“新世界史像”的说法。例如，“二战”后进行教育改革和世界史学科刚独立出来的1950年前后，以及社会意识分化明显的1970年前后，日本学界均曾出现较多此类阐述。不过，不同时期用词虽接近，但面临的具体问题和讨论的热点问题却是有变化的。因“新世界史像”一词较能概括日本史学发展转折期出现的学者们参与度高、理论探讨涉及面广、世界史书写繁盛的状况，故本文援用该说法，尝试探讨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兴起的世界史研究、讨论热潮，概观其出现背景、讨论的核心内容与倾向、取得的成果，以及存在的问题。因是笔者个体观察所得，难免有偏颇疏漏及评论不当之处，请学界同仁批评指正。

一、日本世界史研究热出现的背景

近年来，日本学界出现世界史研究热及理论、方法探讨热潮有三方面背景：一是回应国内社会需要；二是受西方史学理论潮流的影响；三是前期研究积累到一定程度后，出现研究瓶颈，需要进行总结和反思，并尝试在理论上有所突破。

在全球化大背景下，日本社会对世界史知识的需求急剧增加。特别是近十余年日本与世界各国间的经贸联系更趋紧密，了解世界各地文化、历史的需求增加，世界史研究也因此越来越受到关注。同时，环境问题、疫病问题、核战争的威胁等需要人类共同应对的现实课题不断增加，使世界史研究关注点发生变化。例如，自2011年“3·11”大地震后，关于核污染问题的探讨一度成為学界热点；2019年“新冠疫情”暴发以来，医疗社会史研究受到广泛关注；历史上贫富差距、环境污染、性别歧视等引发的社会问题，也成为史学界普遍关心的议题。除此之外，随着数字化技术的发展，档案资料的获得变得容易，由非专业历史学者撰写的各类历史读物广泛传播，对专业研究形成巨大挑战。日本学界逐渐意识到，需要回应民众对世界史知识的需求，学术若脱离阅读群体，容易失去其生命力，而要引发民众兴趣，需要在选题及书写方式上有所转变和创新。

除上述社会需求外，更为迫切的是历史教育领域的需要。根据日本文部科学省2018年修订的《高等学校学习指导要领》，从2022年4月开始，高中历史地理课程新设了必修的“历史综合”，取代原来的必修“世界史（A、B）”和选修“日本史（A、B）”的课程。“历史综合”不再把18世纪以来的近现代史分为“日本史”和“世界史”，而是综合起来进行教学，目的是融合世界史和日本史，让学生主动去思考并探究与现代性课题相关的近现代历史，特别是对“近代化”“国际秩序的变迁与大众化”“全球化”等近现代历史的巨大变迁，带着问题意识进行学习。并且，在教改中还提出要吸收战后各种历史研究和历史教育的经验，致力于让学生的学习形式更加生动，重视探寻历史与自身的关系，向历史提问，和历史对话。在推动此次教改中起到重要作用的小川幸司希望形成“以某个‘问题’为基础，对历史事实进行多方面探讨，以及基于同样的‘问题’，根据事实合理地导出历史解释的探究式历史学习”。1这种教育方针转变的主旨是希望从原来的灌输教育变为历史思维的培养。

此种教育方针的转变，向学界提出了严峻问题，即如何组织编写教科书、如何将学术研究成果应用于具体教学？为应对这些问题，学界召开多次包括中学教师参加的研讨会。无论是学者，还是在一线教学的中学教师，均对此次教育方针改革做出了各种意见反馈，褒贬不一。为更好地融合学术研究与教育需求，小川幸司、成田龙一等策划出版了一套3卷本的学习指导用书，即以新书形式出版的“学习历史综合系列”。其第一卷为小川幸司、成田龙一编《世界史的思考方式》，第二卷为成田龙一著《展现历史像——“历史叙述”和“历史实践”》，2 第三卷为小川幸司著《何为世界史——为了“历史实践”》，3三本书虽然是学习指导用书，但理论性相当强。小川幸司在《世界史的思考方式》一书的前言中说，所谓的历史认识是指：（1）认识事实（历史实证）、（2）解释事实间的关系（历史解释）、（3）审视解释意义（历史批判）、（4）展现探究成果（历史叙述）这一系列实践行为（历史实践）。而且，历史解释、历史批判、历史叙述并不是人人一致的单数形式，而是因人而异，呈现复数形式。这就需要通过与他人对话从而提升彼此的历史认识，借助历史对话来克服事实的不确定性和历史认识的对立，创造出作为历史主体参与社会（创造历史）的可能性。因此，有必要将历史对话和历史创造也纳入历史实践的范畴进行整体考察。1教育领域的这种方向转变，既是学界推动的结果，也反过来引发了学界更多思索，可以看作是历史意识转变的风向标。2

近年来，日本世界史学界活跃的理论探讨、历史书写等也深受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史学思潮的影响。实际上，自近代以来，日本史学界在理论、方法方面始终受西方影响较大，对西方学界出现的新理论、新方法反应十分敏锐。大概从20世纪下半期开始，伴随哲学的转向，西方史学界在史学理论、方法方面不断出新，比如世纪之交比较热的后现代理论、各种转向学说（叙事的转向、帝国史研究转向等）、近年比较热的全球史、性别史等。我国学界对这些理论、观点也给予密切关注，国内部分学者出版了相关著述。例如，陈启能主编的《二战后欧美史学的新发展》、彭刚的《叙事的转向——当代西方史学理论的考察》等。3日本学界非常关注西方史学理论动向，这从《史学杂志》每年第五期的年度研究“回顾与展望”专号中“历史理论”栏的介绍即可看出，西方新理论出现后，日本学界会迅速做出反应、展开讨论，并在研究中有所应用。4日本的“世界史研究所”网站上也会及时刊登追踪西方学界理论动向的文章。5近年来日本学界关于世界史视角、理论、方法的探讨很多是受西方学界影响。

当前日本的世界史研究可以说呈现一派繁荣景象，论文、著述、译著数量不断递增，各类研讨会纷纷召开，与海外的学术交流亦十分频繁。一些学者如桃木至朗、冈本隆司、羽田正等敏锐地意识到研究中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特别是缺乏整体观照及重大的理论创新。一方面是研究的深化令人可喜，但另一方面，随着研究的琐细化、问题意识的分散，出现了诸多问题意识淡漠的模式化研究，描述整体时代面貌变得越来越困难。桃木至朗在2009年形容当时的世界史研究已经出现“动脉硬化”症状。6冈本隆司认为如果不打破欧洲中心史观，解构长期以来的西洋史和东洋史机械相加即为世界史的研究模式，就无法产生新的解读世界史的模式。7羽田正也指出，虽然看起来世界史书籍在日本热销，“然而，在日语世界中，尚缺少让生活在21世纪的人们了解世界的形成路径、作为面向未来的指针所必须的世界史叙述”。8在这种情况下，总结既有研究、探索理论方法的创新、采用新的视角开展历史叙述，势在必行。

二、世界史书写及理论、方法探讨中的热点议题

最近幾年的日本史学界，无论是世界史领域还是日本史领域，均热衷对近代以来的史学研究历程进行梳理和反思，并尝试究明当前研究状况。

世界史学界出现了很多回顾和反思既有研究的著述、论文。反思的重点是在不同时期影响巨大的几种史观及相应的方法论，包括欧洲中心史观、近代化论、国民国家论、马克思主义史学等。代表性著述如：南塚信吾著《世界史的诞生——欧洲中心史观的渊源》，该书梳理了“世界史”在欧洲、北美形成和发展的过程，据此揭示了其对近代以来日本史学发展的影响；1金原左门的《“近代化”论的转向和历史叙述》详细梳理了近代化论的内涵、演变及在当前历史叙述中的潜在影响；2成田龙一著《作为方法的史学史》，着重探究战后历史学的发展脉络以及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史学发展面貌等，他的《写给危机时代的历史学》更是分析了当前历史学所面临的危机、存在的问题，并对当前比较热门的性别史等研究做了溯源和评述；3秋田茂等编著的《“世界史”的世界史》，简要探讨了人类在各地区、各时代所描绘的世界图景，特别是批判地检证19世纪以来以西欧为中心建构的世界史图景，提出应摆脱欧洲中心主义和自国中心主义，突破“中心”与“边缘”的结构，构筑整体的世界历史。4另外，矶前顺一等编《马克思主义的经验——1930—1940年代日本的历史学》、大津透等编《岩波讲座日本历史》第二十二卷《历史学的现在》等虽然侧重分析的是日本史研究中的史观、流派、方法，但其中有很多与世界史相关。5

在盘点既有研究基础之上，部分长期研究世界史、史学理论的学者，结合自身研究实践，开始进行有一定理论深度的探索，尝试构建某种世界史理论。代表性著述如羽田正的《面向新的世界史——为了地球市民的构想》、长谷川贵彦的《现代历史学展望——超越语言学转向》6以及前述小川幸司、成田龙一编《世界史的思考方式》、成田龙一著《展现历史像——“历史叙述”与“历史实践”》等。这些著述均分析了世界史研究应关注的现实课题，提出了一些新的观念、方法，并力倡在民众和学校教育中应注重培养世界史思维。羽田正在《面向新的世界史——为了地球市民的构想》一书中提出：随着全球化的演进，现代世界越来越呈现一体化趋势，这就要求必须改写先前的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史像；现在日本人学习、了解的世界史已经不适应时代了，必须构想符合现代的新的世界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