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8岁那年，在天津南郊咸水沽镇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按说，一个八岁的孩子对一个国家新政权的建立不会产生什么认识和思考，但那时发生的一件事却使我永生难忘。

1948年，我父亲带全家到咸水沽镇说书演出，当地一个地痞叫王六儿，听书不给钱还张口骂人。父亲深知，旧社会闯荡江湖的说书艺人是社会底层的弱者，无力反抗流氓、地痞的欺辱，于是找到了善于“打和”的“范爷”，经一番说和，父亲出钱在饭店里请了一桌，才算平息了这场事端。听书不给钱还骂人，封台、捣乱，最后还得请他吃饭，这件事使我们全家人心中都挽了个疙瘩，难以解开。

转眼到了1949年，天津解放了。十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当年冬天，津南咸水沽进驻了“土改工作队”。街道主任安排在我家外间的闲屋住了四个工作队员，他们都是穿着灰布棉衣的共产党干部。自从他们一住进来，就天天帮我家挑水、扫院子，他们经常开会很晚才回来，但我们一点也听不到他们的脚步声。爸爸说：“这共产党的官，哪朝哪代的官都比不了。”

没过多久，在李家书场召开了一个“坦白大会”，公审地痞流氓王六的罪行。当时书场里座无虚席，立无寸地，全镇的群众争先恐后地揭发王六的恶行，其中也有人揭发了他听书不给钱还讹顿饭吃的事情……他就是这个镇子的公害。最后，工作组宣布定他为坏分子，劳动改造，定期汇报，天天要拿着扫帚扫大街，收拾垃圾……很多群众说：“这就叫，当报不报，时候没到，共产党一到，坏蛋全得报！”

我们全家人的心结终于解开了，这个国家还是讲公理的，这个政党是让老百姓放心的。

新中国让我对中国共产党有了全新认识。

父亲一生中经常好说两句话，一句是“下苦功，长能耐，就能吃香的，喝辣的”，另一句是“要想人前显贵，就得背地里受罪”。这是江湖艺人的最高奋斗目标。我在20岁就参加了文化主管部门属下的专业文艺团体“本溪市曲艺团”，成了革命队伍中的文艺工作者。领导经常要我们学习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明确我们的任务是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工农兵服务，再不是为了“显贵”，为了“吃喝”而工作。这是一个世界观和思想认识的提高，文艺应该为人民，而不是为自己。

因为我们团经常下厂矿、下部队演出，在这些日常的工作中往往会有你想不到的事情。

1962年，我带一个演出队下乡到本溪下马塘公社为农民演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