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打工人的“卷”众所周知，但他们最大的愿望之一，竟然是延迟退休？

在短短40年的时间里，韩国从一个贫穷的农业国一跃变为经济强国，与经济的高速增长同时到来的，则是猝不及防的人口老龄化速度。

2021年，当韩国被联合国贸发会议评定为“发达国家”的时候，来自经合组织的另一项数据却表明韩国66岁以上老年人的收入贫困率为40.4%，这一数字是经合组织成员国平均水平（14.2%）的近3倍。

57.7%的韓国老年人退而不休，他们必须继续工作以赚取生活费。在企业强制退休的惯例下，劳动者的退休时间与国民养老金领取时间存在着5～10年的空档期，如果不继续开启第二事业，他们将面临这期间的零收入状态。

即便不提收入空档期，韩国国民养老金的替代率（退休前平均收入与养老金收入的比例）也是杯水车薪（仅为31.6%），约为OECD平均水平（50.7%）的三分之二。

人口老龄化是人类进入工业文明后的一大趋势，如今几乎全世界都面临着老龄化。然而，在以韩国为代表的东亚国家，这一现象呈现焦灼的复杂。

2022年年底，韩国以21.8%的老龄率进入超级老龄化社会。一方面是人们的预期寿命越来越长，另一方面则是过去几十年时间里新生儿越来越少。这意味着缴养老金的人变少了，等待领取养老金的人却在不断增加。据预测，韩国养老金库将在2060年耗尽，压力直接传递给了下一代劳动人口。

害怕退休，银发族二次就业

老了怎么办？在韩国，老人自杀已经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在《老龄化的老虎：韩国的退休困境》这本书里，作者提到，2009年，65岁以上老年人的自杀率比1995年高5倍，10万个人里面有81.8个人自杀，位居经合组织成员国之首。过早退休以及失业贫困，是老年人自杀的主要原因。

退休，在韩国一直是个解不开的死循环。老年人之所以提早退休，是来自于韩国企业普遍实行的“强制退休”制度。一般刚入职的时候，员工便要与企业签订合同，约定一个退休年龄，这个退休年龄普遍在55岁左右。

有些员工甚至在四五十岁的时候，就会被企业要求“荣誉退休”。

一个员工在企业工作到了一定年纪，企业便会启动强制退休惯例，让员工离职，并一次性支付一笔遣散费。

强制退休制度是终身雇佣制的产物。在韩国经济飞速发展的年代，终身雇佣制培养了雇员对企业的忠诚度，与此同时，员工的工资也随着工作时间逐年上涨。

而到了一定年纪，雇主认为员工的生产率不能保持增长，就有了强制退休的惯例。如此一来，雇主只需要一次性支付一笔遣散费，就能抵消以工作年头为基础的加薪，保持既精简又有竞争力的劳动力配置。

在经济飞速增长了二三十年之后，当初入职的职员已经逐渐迈入50岁门槛，残酷的局面开始出现。2011年，国民养老金计划的常规退休年龄是61岁，在2033年后会逐年提高到65岁。这样的话，就存在5～ 10年的收入空档期。

继续打工是普遍选择。很多情况较好的人，会拿着那笔遣散费进行二次创业，开个小零售商店或者饭店，更多的人则进入零工市场，如保安、保洁、快递等服务行业。

但在以韩国为代表的东亚社会，劳动市场的年龄歧视普遍比较严重，就算是进入零工市场，50岁也是个弱势年纪。于是，韩国还流行一种“四五退（45岁退休），五六盗（到56岁还在上班就是盗贼）”的说法。很多人选择在45岁提前退休，以期自己能在银发市场拥有更大的竞争力。

1969年至20世纪80年代，韩国工业快速发展。在独裁政府的统治下，这种经济发展并没有转化为相应的退休福利制度。只不过当时韩国人口还很“年轻”，距离企业支付给员工遣散费还有很长时间，而政府只需要支付给公务员退休金，危机还未显现。

政府福利支出寥寥，一方面，是让国家财政资源集中在工业发展上；另一方面，韩国经济高速发展依赖出口，压低劳动力成本，可以让韩国制造产品更具备价格优势。

因此，家庭承担了大部分社会养老的功能。在韩国，儒家价值观为这种家庭养老提供了思想基础。实际上，韩国经济腾飞的实现，离不开家庭的巨大付出，例如家庭（以女性为主）承担了大量照料老人、抚育儿童的责任，以为国家提供大量工业化所需人才。

但随着现代化的发展，“家庭危机”开始产生。在另一本讲述韩国家庭政治变迁的书籍《压缩的现代性》中，作者张庆燮提到了这种家庭危机，“传统文化、现代文化甚至后现代文化并存，不同时代接触到这些文化的程度不同，导致代际关系紧张，冲突不断。”

这样的结果之一，是老年人面临着家庭靠不上、又没有公共福利兜底的局面。

据韩国统计厅发布的一项统计数据，在韩国，近八成的65岁以上老年人不愿与子女同住。2004年5月，韩国保健社会研究院发布的《我国老人参与社会类型分析报告》写道，多数老人工作一方面是为了尽到“父母责任”，让孩子完婚生子，至少也“给孩子留点钱”；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体面的生活”“独立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