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我妈妈将自己埋在一只大号拉杆箱里，时不时扔出一条印着五色桃心的连衣裙或者一件灰色夹克衫，再塞进两双儿童过膝长袜。我五岁的妹妹贝果，正在客厅里踢花皮球。踢了一会儿，她跑来央求妈妈将花皮球也塞进拉杆箱里，她要带到果园。后来，我看见她跪在沙发一旁，脸贴着地板，努力伸长胳膊，试图将花皮球从沙发背后的缝隙里捞出来。
花皮球当然不会被塞进拉杆箱，大人们不会这么干。他们会说，太遗憾了，花皮球没有被贝果拿出来，他们也无能无力。果园旅行结束不久，我们就搬离了那座房子。可能新主人会来一场大扫除，甚至将那件棕色皮沙发运往旧货市场卖掉。花皮球自然无处遁形。但在我的记忆里，花皮球被永远地留在了那处不见天日的缝隙里。
两年前，我回去找过这座房子。遗憾的是，勘测院家属区已经被拆了，取而代之的是几幢写字楼和一座大型综合商场。一个措手不及的回旋之后，记忆里的世界颠倒了模样，但还是同一个世界。我流连在一条步行道上，寄希望于一部分景象能与我的记忆发生重叠。我有直觉，我家的旧址就在这条步行道上，或许是我站的这根路灯底下。
我抬头看天上飘着的细雪，它们乘着风，闪着光，从同一个方向飞来，又各自奔赴不同的命运。一片雪花落上我额头，最后的凉气如一线清水细细淌过。我打了个寒噤，快步走进商场，从一楼的阿西娅餐厅打包了一份凉皮，放了点辣椒。妈妈埋怨医院的病号餐味道太淡，吃不下。这是她精神好的时候说的。相较于医嘱，我更愿意让她心情好受一些。贝果出事后，妈妈迅速变老。最直观的是头发，白得近乎透明的蛛丝，缠满了头。每天早上，我帮她打理，梳齿划过不盈一握的白发，总会想起她曾教我读“朝如青丝暮成雪”。这雪会在不经意间迅速融化，总有一天，我什么都握不住了。病床上的母亲远离了印象中的娇柔与蓬勃，她脸上皱纹松弛，眉眼低垂，像个迟暮的诗人。她年轻时红缎似的嘴唇中流出来的诗句，诸如“病起萧萧两鬓华，卧看残月上窗纱”“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一一在她身上应验。是的，曾经她爱诗，也写诗，希望经由诗歌娇养我挑剔的审美。我知道某种程度上，她很后悔，不过她不再怪我。到底是理解了，还是没力气了，我无从得知。我们终于可以心平气和地相处，坦然地将各自的碎片逐一交出。
拉开病房的浅蓝色窗帘，虽然遥遥可见黄杨树的几片顽固叶子还挂在枝头，但楼宇间已覆上一层薄雪，将天空映衬得灰白。寒气越过触觉，从瞳孔侵入，万物寂静，妈妈要说的话停在了嘴边。
我将窗帘拉上了，不停地给妈妈念诗。从《春江花月夜》到《临安春雨初霁》，我的嘴唇开始哆嗦，声音颤抖起来。春天的诗，永远都念不完，但妈妈还能看到那些清亮的阳光在新绿的枝叶间跳跃吗？
我不念了。
我循着妈妈的目光望去，是一片雪白的墙壁，如果非得在上面有点什么，也绝无可能是春天。
“你还记得那趟果园旅行吗？”妈妈的声音像是从半空中筛下来的粉末，有一些落不到地面上。
“我记得。”我说。
我永远都不会忘。
我們是在一个秋日清晨登上那趟火车的。北方的秋天像一个浪头猛地打过来，很多现象分不清是一夜之间还是一瞬间完成的，比如印象里未开始变红的白蜡树叶，突然就铺满了火车站台，像有一群退翎的火鸡昨晚在此过宿。两个穿制服的铁路工作人员手拿长柄扫帚，一人一头唰唰地扫着。贝果蹲在地上，小小的。她食指跳动，点向一片又一片叶子，那一层白霜在指尖的淡淡温热下迅速消融。妈妈不放过教贝果念诗的机会，她问贝果，“白草红叶黄花”里的“白草”是什么意思。贝果不回应，嘴巴里念念有词，完全沉浸在另一个世界里。妈妈将脸转向了我。
我将脸转向了火车开来的方向。
那是元代白朴的句子。我在贝果那么大的时候，已经背得烂熟了。十二岁的我拒绝再背一遍，也拒绝回答相关问题。我两只手紧紧攥住书包带子，书包鼓鼓囊囊，里面装着我的换洗衣物，还有几本短假作业练习册。那本手工誊写的诗歌集子是给爷爷准备的礼物，封面上认认真真地画着“贝蕾诗歌集”五个大字，还用水彩笔修饰上了花边。除此之外，我还带了一双运动鞋。爸爸说，我们要进爷爷的果园摘苹果，说不定得爬树。我对爬树充满期待，以至于在出发前几日做了一个有关苹果树的梦。梦里，我蹲坐在树杈上，随手就能摘到通红而硕大的苹果，我开心地咧着嘴笑，却突觉哪里不对劲。风灌进嘴巴里，尖锐又冰凉。我摸了摸下牙槽，一整排牙齿都不见了。梦暗示我，是啃苹果硌掉的，我急得号啕大哭。
醒来后，我翻出爸妈卧室里那本《周公解梦大全》，里面说女人梦见满树的红苹果，预示着家庭幸福而富有。我看见“女人”两个字，觉得滚烫而羞耻。
双肩包已装不下，我把鞋子放进一只塑料袋里，和水杯一起摇摇晃晃地系在双肩包的金属拉链上。妈妈说，可以塞进他们的拉杆箱里。“我自己负责我自己。”说这话的时候，我面无表情。事实也是如此，爸爸负责拉杆箱和一只大号托特包，妈妈负责贝果，贝果负责她怀里的毛绒小熊。
作为拖着俩孩子的四口之家，火车出行是最好不过的选择。我们很快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一间恰好四张床位的软卧包厢。我和爸爸分别占据两张上铺，妈妈睡在爸爸那侧的下铺，方便照顾同样睡在下铺的贝果。我们一家四口，从兰州上车，需要在火车上过一夜，到烟台下车。我在地图上查过，那是个海滨城市，不过不是我们的目的地，我们还要转汽车，去一个叫栖霞的地方。同“倚云”、“浣月”一样，这类动宾结构的名字具有让人过目难忘的古典美，但它在地图上的样子并不如此——山脊一道又一道，青的褐的黑的，如新旧伤口的叠加。地图比例尺为1∶1600万，我瞪大眼睛分辨那些轮廓，想象某个点就是爷爷果园所在的那座山。流霞深处，他正戴着斗笠，背着喷罐，在浮着苹果香气的树底下穿梭忙碌着。
在那之前，我应该见过爷爷两次。第一次是我刚出生不久，那时奶奶还在，老两口赶来兰州看我；第二次是因为奶奶生病去世，那时还没有贝果，爸妈抱着我去栖霞处理丧葬事宜。太遥远了，我全无印象。我们每年都会收到爷爷寄来的苹果，又红又大，有两只苹果上面会印着我的名字——贝蕾。贴纸是在苹果还未变红时贴上去的，等到苹果变红，贴纸揭下的地方就是我的名字。后来，苹果上也有了贝果的名字。“爷爷爱着我们。”妈妈说。
很奇怪，果园旅行之后，我对爷爷的印象依旧模糊。我只记得那是个和善的老人，面膛通红，笑起来时，粗粝的皱纹对称着拉过两侧脸颊，看上去充满生命力，好像也能进行光合作用似的。很多事情就是这样的，回过头看，心心念念奔赴的那个目的付之一笑，让人辗转不安的反而是曲曲折折的过程。那本《贝蕾诗歌集》交到爷爷手上了吗，他有当面翻开看并夸奖我吗，我换上运动鞋去爬树了吗？我都不记得了，唯有诗歌集封面上五颜六色的水彩笔线条还在脑海里波动，桃红色的那条格外鲜艳。
我们家需要这场旅行，来修补一些裂痕。或许是爸爸提议的吧，出于对家人欠缺陪伴而滋生的愧疚，他带我们坐火车出游；也可能是妈妈想从繁重的家务中解脱出来，从那片幽暗的秘密丛林中解脱出来。
变故是从爸爸有意无意地盯着贝果打量开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