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京》是李唐最新的长篇小说。不得不说，《上京》之前的李唐是个固执的现代青年，执着于对都市孤独感的捕捉，沉迷于对记忆、遗忘、存在的描摹。让人担忧的是，年轻的李唐在多篇作品中已经多少呈现出了对自我的重复，这或许是源于他个人主动的艺术选择，也可能要归罪于某种写作素材与路径的拓展局限。作为较早关注李唐创作的研究者，也难免心生疑虑，这位颇具才华的写作者将去往何处？李唐显然是具有自省精神的，《上京》或许就是他给出的一份探索答卷。

《上京》的主人公梦生是一名生活在1918年的刺客。1918年不是一个平凡的年份，刺客也不是一个平凡的身份。得益于《史记·刺客列传》的加持，“刺客”成为一个重要且丰富的历史、文学意象，但在类型文学之外的当代文学书写中却罕见刺客的身影。在这样的意义上，《上京》弥补了当代文学中的一种空缺，接续了久被忽视的文学传统。在太史公笔下，“自曹沫至荆轲五人，此其义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较然，不欺其志，名垂后世，豈妄也哉！”那么，被司马迁赞赏的刺客的“立意”与“志”具有怎样的内涵？单从司马迁列举的几位刺客来讲，除了勇敢、机智等基本素养外，豫让、聂政都表现出了超乎常人的忠诚与信义，所谓“士为知己者死”。最有名的刺客非荆轲莫属，他的故事戏剧性最强，历朝历代的诗文曲赋、传记传奇多有重述，也延伸出不少新的讨论话题。[1]其中最具当代性的问题莫过于，荆轲刺杀秦王是义还是不义？这一问题的实质在于该以哪一种价值观念看待这段史实，从忠贞守信、抵抗暴秦角度讲，荆轲死得其所，是千古英雄；从统一中国、结束战乱角度讲，荆轲以及一众刺秦的杀手皆是目光短浅的历史罪人，这也是后来诸如陈凯歌《荆轲刺秦王》、张艺谋《英雄》等影视作品的基本立意。正如卡林内斯库在讨论“古今之争”时所指出的，从获取更丰富的知识、拥有更广阔的视野的层面上讲，我们才是“古人”，以不同的视角“观看”前尘往事当然是容易的，然而，在获取了大量知识与观念的基础上重新“塑造”旧人物（刺客）、“讲述”旧故事（1918年），一个年轻的作家会怎么做、能怎么做？

在李唐笔下，“刺客”梦生隶属于“燕社”（这一组织命名本身也值得玩味），而这一刺客组织得以保全和延续是因其“不涉政治”“只承接民间恩怨”的组织原则，也就是说，“刺客”在此时不过是一种与经济利益相关的普通职业。承继自历史经典的“刺客”在小说开篇便被悄然降格。而在接下来的故事推进中，倒是频繁出现诸如利刃闪出的寒光、飞檐走壁的黑衣人、密室、易容、催眠等描写，多少可以推测少年李唐应该读了不少金庸、古龙的武侠小说，刺客梦生颇具江湖侠士的风采，这也呼应了《史记》中常被拿来与《史记·刺客列传》相提并论的《史记·游侠列传》。[2]司马迁笔下的游侠和刺客其实有很多共同点，但相较于刺客最终的舍身成仁，游侠似乎功在平时的行侠仗义、声名远播，司马迁也由此解构他们的“以武犯禁”。刺客大多为报知遇之恩而死，游侠则在闾巷民间惩恶扬善。在这样的意义上，“拿人钱财，替人消灾”的梦生似乎并没有继承真正的刺客、游侠精神。然而，和两千多年前即将进入新的历史纪元的刺客游侠们类似，梦生生活在二十世纪初的中国，生活在这个民族国家向现代迈进的阵痛时期，梦生会激活沉重且沉睡多年的“刺客精神”吗？

严格意义上讲，梦生父母的死亡是“历史性死亡”，死于载入史册的庚子年“拳乱”，但梦生对刺客这一职业的选择却与政治无关，仅仅是因为燕社社首的收留，自己便自然成为社团一员。在之后多年的行动中，梦生也始终是“对政治一窍不通”，只是因为此次刺杀对象的特殊身份而被动卷入几重纷争中。最终深入虎穴，也仅仅因为如父亲一般的社首突然失踪，梦生不得不接受良心的拷问，去践行朴素的知恩图报。这是武侠小说中普遍流行的恩义观念，也是司马迁笔下的刺客们认可的忠诚原则。梦生没有当代影视剧“刺客叙事”中的“天下”观念，也没有金庸先生在作品中贯穿始终的“为国为民，侠之大者”的信仰：梦生是“大时代”的“小人物”，是“刺客”这一能指之下李唐式的“青年杀手”。我们看到了梦生的孤独、恐惧、懦弱，看到了梦生的冲动、执拗、逃逸，这是我们熟悉的李唐所热衷捕捉的现代人物情绪。梦生披挂着刺客的外衣，在历史的洪流中穿梭，却始终若即若离，似乎在讲述另一个时空的故事。在这一时空中，李唐的创作脉络鲜明可见。

自第一本小说集《我们终将被遗忘》开始，李唐便痴迷于对都市孤独青年形象的塑造。[3]在艺术层面，李唐先锋而现代，行文风格冷峻而浪漫。在这本早期作品组成的合集中，李唐已经展现出纯熟的语言技巧，也大致呈现出自己关切的几大主题的轮廓。从李唐此时的作品中，不难看出其阅读与创作的思想资源，那些耳熟能详的外国作家、音乐家在他的作品中闪现，融进人物的骨骼与血肉，他也由此建立起自己的文学人物谱系。此时李唐笔下的人物，奔波在大城市的各个角落，承受着工作、家庭、社交带来的种种困境。这是青年作家们彼时普遍偏爱的主题，换句话说，李唐的人物是敏感化、极端化的“我们”每一个人。此时的李唐多少还是“务实”的，还在关心真实的世界与真实的人物，在以文学的方式把握个体的心理状态，试图触摸个体的精神边界。

这种把握和触摸总是单调而让人疲惫的，李唐显然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到了长篇小说《身外之海》中，他已经展现出了一定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