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人：杭州师范大学文艺批评研究院教师及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研究生

整理：熊紫涵、钟婷婷

徐兆正：各位老师、同学，今天我们来讨论格非的新作《登春台》，这也是他的第九部长篇小说。新世纪以来，格非先生在长篇领域耕耘甚勤，佳作不断，而且它们都有一个特点，那就是系列性：《人面桃花》（2004年）、《山河入梦》（2007年）、《春尽江南》（2011年）合为“江南三部曲”，中篇《隐身衣》（2012年）与长篇《月落荒寺》（2019年）又是一个系列，而在《登春台》里，也可管窥到小说主题、背景、人物同《月落荒寺》似有若无的牵连。《登春台》在去年年初的预告中是另一个题目：《浮生余情》，但半年后杂志刊载时，作家已将其改成今天的题目“登春台”。那么，此番改题，是否也暗示了他有意“续写”《望春风》（2016年）的故事？举凡这些，当然还有格非过往作品的经典质地，皆是我们对这部作品抱有期待的理由。

好，现在我们正式进入讨论。翻开《登春台》，映入眼帘的首先是一段极为漂亮的引言：“在那里，最响亮的闲言与最机灵的好奇‘推动’着事情的发展；在那里，日日万事丛生，其实本无一事。”目次显示，序章与附记以外，小说的主体四章以四个人物命名，他们分别是：沈辛夷、陈克明、窦宝庆、周振遐。这是格非长篇小说的另一特色，即非常喜欢用人物群像的方式结构长篇，但构造群像的目的在于——就《登春台》而言——使我们注意到性格与命运截然不同的四个人物之间的关系。一句话，对于关系的洞悉，才是格非完成一部长篇的着力点，亦是他在写作上的自我立法。如他所言：“文学写作的基本目的，是用语言去阐述个人与他所面对的世界之间的关系。我们知道，文学创作的基本材料往往来自于个人经验和记忆。个人经验对于写作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但作家仅仅拥有经验和记忆是远远不够的。一般来说，个人总是封闭的、琐碎的、习以为常的，有时甚至带有强烈的个人偏见。文学所要发现的意義，犹如宝藏一样，沉睡在经验和记忆之中。如果没有梦的指引，没有新的经验和事物的介入，经验和记忆本身也许根本不会向我们显示它的意义。因此，我倾向于认为，文学写作的意义，实际上并不存在于单纯的经验之中，而是存在于不同经验之间的关系之中。同样的道理，真相并不单纯地存在于事物之中，而是存在于不同事物的联系之中。正如萨特所说，他者的出现，是我们理解自身的首要前提。”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妨想一想，透过沈辛夷、陈克明、窦宝庆、周振遐的联结，格非察觉到了什么？

一、功绩社会的自我剥削

熊紫涵：《登春台》的叙述贴近现实，以“实录”的方式展示了社会的种种矛盾和人们的精神困境，讲述了他们在时代浪潮之中由乡到城的故事。我认为，人与人的矛盾关系是这部小说的重要线索。

第一章以女儿沈辛夷的角度，叙述了她与母亲之间的矛盾。沈辛夷与母亲的相处永远处于一种隔阂状态。母亲不断地创业，想要积累财富，有两处可以看出这个人物的性格：一是在沈辛夷遭受侵犯后，母亲并没有对自己的女儿进行安慰，而是直接跑到学校大闹。沈母的逻辑很清楚：春游是学校组织的，无论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后果都应由学校来承担，损失也应该由学校补偿。“母亲在四五天后重返武汉前，在她卧室的小书桌上放了一个牛皮纸信封。信封里装着的一千块钱，全是新票子。这笔钱，母亲让她‘想怎么花就怎么花’。”二是母亲从一开始办家庭作坊定制木箱，到开门店销售窗帘，再到投资农庄建设、建材城的小店面，置办苗圃，在乡村养老院做工……连搬家放鞭炮、庆祝乔迁之喜都像是完成任务似的，可以看出她是一个极具目的性的人，或者按照“功绩社会”的理论，沈母乃是一个“功绩主体”。年幼的沈辛夷曾问：“怎么样才能不再去赚钱？”母亲答道：“一人一辆车一套房。”沈母一辈子都是自身的雇主，她不断地为自己设立目标，又不断地完成一个又一个绩效目标，全然不顾身体和精神是否超标负重，只管在自己的世界踽踽独行。同时，她也因此与亲人相疏远。作为有情感需求的人，这一个个绩效目标或利益筹码，显然不是生命的全部意义。

相对来说，另一个主人公周振遐就是一个比较具有主体性，能够意识到自己想要什么，也没有随波逐流的人物形象。小说中反复提到周振遐对闹市的厌恶，向友人抱怨私人空间的脆弱。他不喜欢和人闲谈，也反复拒绝邻居的邀约。晚年时，一生打拼下来的神州联合公司竟然成为了他的负累：“每天早上一睁开眼，就有几件、十几件、几十件事情在那等着你，没完没了。我对它真是烦透了。”于是，僻静的西山云锦就成为了他最后的安身之所。周振遐在生命的最后关头和那个未知者的对话也可以看出他的人生态度。“抽烟一支”作为他最后的愿望，让他回到了在云锦公寓抽烟喝茶看闲书，以及等待日落的静谧时光。周振遐追求这样一种安静的、个人的、不受外界打扰的日常。他要求主宰目标，而不是被目标所捆绑。

徐兆正：熊紫涵同学认为沈母受困于“功绩社会”，她的全部奋斗均体现了一种指向自我的剥削压榨与对金钱的孜孜以求。由此，她也丧失了那种对“精神生活”的追求，而这一点在周振遐身上却清晰无比，或者说这一“追求”正发生在他反复谈起的那种清寂日常中。但是我们需要留意两个问题：其一，周振遐在晚年间或有孤寂之感，他非常需要姚岑的陪伴，这一点是否松动了他对“外界”的抗拒？其二，反观沈母的全部努力，恰恰是要夯筑类似周振遐所享有的追求一种“精神生活”的物质地基，所以用主体性的盈亏——它暗含了某种道德评价——去评判二者，是否合理？在我看来，这并非作者思想中的矛盾，即一面渲染对城市中“清寂”的谋求，一面又有意无意地淡化“清寂”的高昂成本。相较于评判，格非似乎更想要指认一个个受困的个体，在这些挣扎着、奋斗着，却依然无法“获救”的个体身上，映照整个时代的疑难风貌。

洪治纲：刚才同学谈到了贾连芳作为“功绩主体”的问题。“功绩主体”本质上就是一个为了目标不断剥削自己，又永远满足不了的主体。它跟“规训主体”不一样，“规训主体”是社会要求我们去达到某个目标，比如单位里的各种KPI考核机制，达不到就会被淘汰。“功绩主体”则是不考虑自身的能量，不断地去实现自我的欲望和目标，贾连芳即是如此。那么，为什么现代社会会变成这样一个“功绩社会”？首先是由于现代社会发展的“不确定性”给了很多人成为“功绩主体”的可能性。这种“不确定性”之一是市场经济所推动的“消费主义”文化。“消费主义”文化的本质不是满足欲望，而是引发欲望，然后不断地让人为了欲望而奋斗，去购买新的产品，去努力实现新的目标。所以即使贾连芳真有一天实现了“一个孩子，一套别墅，一辆车”的理想，她还会想要更多的东西，这就是消费社会的本质。如果仅仅是满足人的欲望或者人的欲望是可以满足的，那不叫消费社会。“功绩主体”正是在消费社会这种永不满足的快车道上行进着的个体，而消费社会本身隐含着一种生成机制。在这个背景里面，周振遐的生活确实带有某种“乌托邦主义”的影子，他的“乌托邦”是一个拥有强大经济基础的“乌托邦”。

此外，我们也应该注意到陈克明在听鹂馆里面听专家讲到的一句话：“无限性泛起了泡沫，溢出了精神国王的餐杯。”当我们在现代社会的语境下讨论这个来自黑格尔的比喻，即“不确定性”催发了“无限性”，“无限性”又使每个人都陷入到一种自我剥削的巨大陷阱。比如说陈克明这个人物，出身末流大学，没有稳定的工作，但是“不确定性”赋予了他别样的机遇，开出租车意外碰到了周振遐，他的命运也就随之改变。这个事情在我们看来是很滑稽的。神州公司不是一般的公司，如此庞大的公司，陈克明一个没有多少阅历的，或者说仅仅管了两个小工厂的人，便能成为公司的继承人选之一。这就是“时代的无限性，溢出了精神的财富”。我们再来看看窦宝庆，窦宝庆也没有什么野心与能力，但在特定的场合下就有了特定的出路。当然了，还有很多具有隐喻性的人物，比如说沈辛夷的初恋情人桑钦，一个晃来晃去的人，用本雅明的话来说，他就是一个“社会的游荡者，一个见证者”，有着精神疾病，最后以自杀告终。郑元春也是生活在极度焦虑中的人物。由此看来，当社会进入消费时代，所有的生活便展现出其无限性。所有的人在当中的选择都变得非常难：好坏难分，或悲或喜，命运充满了各种不确定性，这又给每一个人带来了各种意想不到的变化。

徐兆正：洪老师解释了两个很重要的概念：“功绩社会”与“规训社会”。将两者中国化，我们或许会更容易理解：以1978年为界，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便具有了一种进入“功绩社会”的可能，而“功绩社会”最重要的标志，在我看来就是社会向每个人许诺，只要通过个人的努力，积累一定量的财富，我們就有可能实现跨越。不知大家是否留意，小说的序章与第一章中，一个同义词组曾反复出现：

关于时间：“天体的转动和四季的交替，也会给我们带来某种恒定秩序的幻觉，我们称它为时间——毕竟，在十九世纪中期之前，全世界的人是以太阳所处的位置来确定时间的。如此说来，我们对于时间的奇妙体验，不过是源于一个永恒复归的‘大秋千’的来回摆动所导致的轻微眩晕或迷醉。”

关于记忆：“所谓的乡愁或怀旧，也正在成为一种内容空洞、症候雷同的流行病，互相传染，随处蔓延。如果一个人的家乡风貌遭到了彻底的改变和毁损，那么，对它往昔的追述，往往会言过其实、极尽夸饰之能事。不是武陵桃源，就是天台仙境，最终让自己也信以为真。挟带着强烈情感的追忆之路，至多是一种轻度自我麻醉所造成的幻象重现。”

关于他人：“这些无弗远界的时尚讯息，来自一个巨大的全球性的社会网络系统。你非要给这个无形的网络一个恰当的名称，它或许可以被称作‘他人’。而‘他人’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呢？你追问到底所获得的答案，也许只能是‘查无此人’。很多时候，它仅仅意味着某种情绪、幻想或意愿的不安悸动，风一刮，也就没了踪影。”

没错，这个屡屡出现的同义词组正是“幻觉”/“幻象”/“幻想”。某种程度上，可以断言格非是力图将《登春台》写成一部“思想小说”的，它的思想容量要远远大于作家此前的作品。这部长篇的题旨之一，是窥破乃至刺穿时代的“幻象”，更何况，许诺即令能够证实，如陈克明通过偶遇，晋升到一个他无法想象的层级，其代价也是“他们从林泉山野被置换到了城市的周边，沦为无根之物”。请注意，“无根”在全书中也出现了两次，另一次是：“除了一刻不停的永续变化之外，世界本身没有了任何可以理解的静态特征。它实际上处在一种失重状态，给人带来犹如电梯急速下坠般的晕眩感。无论是人还是宇宙，都成了浮泛无根之物。”这一“失重状态”下的“无根之物”，正是我们进入“功绩社会”后必然经历的一个阶段。人们可能会积累大量的财富，但是我们的生存根基、我们关于生活的信念，已然纷纷如雪落。

李丹瑜：我认为四个人物都有一种孤独感、虚无感、虚空感。故事的序章就说出了死亡的问题。“人的生命不过是在两个虚空之间出现的一次小小的火花闪动。”“所有的人自打出生之后就在等待第二个虚空的到来。”在故事中，死亡也频繁出现。包括沈辛夷父亲、蒋承泽的去世，包括窦宝庆姐姐的自杀、窦宝庆的凶杀案等。这些故事将主体进一步引向了虚无。但故事的序章也有提及：很少有人认识到第一个虚空的存在——也就是我们的出生。格非同样意识到了每一个人诞生的重要性。可能正是因为格非意识到死亡的存在，意识到每一个人来到这世界上的不容易，他才会去探究主体存在的意义。

大多数人难以直面悲剧，他们习惯于从外部，诸如历史、社会、家庭环境等方面去探寻悲剧发生的原点，但格非却让我们意识到，每个人都是自己命运的创造者和承受者，将自己围困在一座心灵孤岛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