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离世后，他在焦虑中参加慢跑团，才知道父亲生前也曾是一个努力奔跑的人。跑团中另一个患有绝症的父亲，隐瞒病情，拼尽全力地奔跑，只是为了儿子顺利结婚。命运慢跑团，记录了疲惫的父亲们拼命扛起人生的意志。他们坚信：命运，就是自己跑出来的路。

和黑昌熟悉上，是去年回家过年时。

那是我在时隔两年多后第一次返乡。

两年多没回家乡，倒也说不出什么特别的原因。就是此前父亲去世了，回到家乡，按照繁文缛节终于把葬礼办完，突然觉得深深地说不出的累和厌倦。

我曾以为，自己不算特别难过。父亲中风多年，如此艰难地熬了这么多时日，他真的尽力了。那个葬礼上，我表现得很成熟，每个流程、每个细节我控制得很好，好到，按照习俗该号哭的时候倒突然哭不出来。

就是最后父亲的身体要火化的时候，我发现自己无法坚持了。火化的按键是我按下的，按下后，我突然觉得，我得确定下待会儿送葬队伍的排序，可千万不能搞错了。然后我小跑出火化室，很礼貌地和候在那里的哀乐团、师公队伍说：“很快的，稍等下就好，要是方便，咱们按照顺序先排下队？”好像这件事情，比看父亲最后一面都重要。

本来报社的主编给我批的是一周的假期，还说，如果需要，再和他说，他理解的。

但其实葬礼不需要这么长的时间，葬礼后第二天，时间就全空出来了。

我因此不知道我要干吗，我坐着也难受，站着也难受，躺着也难受，我在家里怎么都难受。我也不理解为什么难受。

我走出家门，走在哪儿，总有人要安慰我。他们不需要安慰我的，我觉得我处理得很好了，我反而很厌恶他们一次次提及这件事情，他们一说，我就找个理由转身赶紧躲回家。

熬到第三天，吃饭的时候，我和母亲假装随口一说：“报社在催我回去了。”

母亲看着我，直直地看着我，看了许久。

她似乎想了很多东西，但她就说：“那就回去吧。”

我说：“母亲你呢？要不随我去北京？”

母亲说：“我觉得我还是留着好。”

现在回想起来，我的反应确实很不正常。听到母亲的回复后，我就马上去收拾行李了，甚至马上订了最快的航班。那天，泉州下午没有回北京的航班，我为此还买了从隔壁城市厦门出发的机票。

要离开的时候，母亲就坐在门口。那时候正下午，阳光像雪花一般打在她身上，衬得母亲身后的房子像个黑乎乎的洞。

我愧疚了，我说：“母亲，要不一起走吧？”

母亲应该是为了安慰我，笑着说：“走吧，你搞好你自己，我搞好我自己。好一点了再回来。”

我还是离开了。我在东石镇转盘那儿找了辆车，一上车就和司机说：“赶紧开，去厦门机场，赶紧开。”

司机正在抽烟，说：“别急，我这烟刚点上。”

看着他一口一口地吞吐着烟雾，我的脚焦虑地抖着。我还是催了：“师傅快点，快点走。”师傅不耐烦，转过身白了我一眼，却愣住了。他说：“你好像哭了。”

我说：“我没有啊。”

当时的我在北京谋得一份都市报社会版热线记者的工作，是那种屁股没法沾上椅子的工作：哪里有人丢猫了，有人自杀了，有人养出十几头的兰花了，中国第14亿个人诞生在北京的哪家医院了……突然的一件什么事情，就要拽着我，马上脱离身处的状态。

当时热线记者要轮流佩戴一个手机，以保证这座城市犄角旮旯发生的鸡毛蒜皮的事情，都可以马上找到人。

我曾在刚蹲着马桶的时候接到过电话，那边激动地和我说厨神争夺赛决赛时竟然有人做的是西红柿鸡蛋汤；在饭店里点的菜刚上桌正要夹汤里的肉丸时接到过电话，告诉我亮马桥边发现一具浮尸……本来我是极度厌恶这份工作的，觉得做着这样的工作，自己的生活破碎且没有建构秩序的机会。

回到北京后，我突然觉得这份工作很好。这座巨大的城市，一直在发生那么多的故事，它们一发生，就像新生兒毫无节制地嗷嗷叫唤，要我们过去，让尽可能多的人知道它们诞生了。

反正我不知道怎么面对那么多的时间，让这些毫不节制的故事这么毫无边界感地挤占，倒也是解决方案。

我主动申请，夜班热线也由我来吧，假期乃至春节的热线我都来值班吧。同事们对我当然觉得不好意思，甚至自此总愧疚地主动关照我。但他们不需要愧疚的，其实是我在利用这些故事：它们一个个喧闹地占满我的生活，我因此被挤压到完全没有机会去琢磨我心里到底发生了什么，或者已经发生了什么。

是的，对于心里发生了什么，我觉得，自己最好不知道。虽然，我总是觉得心里慌慌的，甚至察觉到自己越来越异常，比如开始厌恶“未来”“将来”这类字眼，比如我经常一整天就盯着那个热线电话，期待着这个城市新长出什么东西，赶紧来占据我的时间。

如此糊里糊涂，竟然拖成了两年多没回家乡了——毕竟，热线电话无论白天夜晚，平日还是假期，都在我身上。

但我一度还觉得，起码对于家乡、家人那部分，自己处理得还不错。

从父亲葬礼回来后，我是莫名和母亲怄着气，有半年不怎么说话，但后来，还是每周和母亲通话一次，和以前一样——以前父亲中风，舌头也瘫了一半，说话不利索，从那时候起我就只和母亲通电话了。我依然会和母亲聊聊天，她会和我说一些自己和镇上的人发生的故事。只是我不会再问父亲的情况。不问了，我感觉他就应该还是记忆中的样子。即使有时候脑子里会有杂音提醒我，父亲不在了。但我不问了，这件事情就似乎因此没被坐实。

第一年春节，得知我无法回来，母亲说：“不回来也好，你终究要在外面安家的。”

第二年，母亲觉得我不对劲了，说：“你是不是害怕回来了，你是不是还是处理不好你父亲离开的事情？”

我说：“没有啊，就是忙。”

到第三年临近春节，母亲判定我是有问题了。

有一天母亲突然问我：“你这几年怎么樣？”

我说：“我没事啊，就一直失眠，估计是因为一直值夜班。”

“你几岁啊？”

“你都记不得了？我三十多了。”

“我意思是，你才这个岁数就一直失眠，你肯定没处理好。你还是没搞好你自己。”母亲说得斩钉截铁的。

“那你怎么样呢？”

我突然觉得，母亲和我像是受伤并排躺在病床上的战友，在相互询问伤情。

“我也算不上特别好，但对于过日子，我还是比你有经验的吧。”母亲竟然还轻声地笑了一下。

母亲最后下了个判断：“有问题，就回来一趟吧。”

我不理解母亲为什么就此判断我有问题，以及，为什么我有问题了，治疗方法是回来一趟。

但我还是回来了。

我确实也隐隐觉得，我好像得回去一趟了。

那一天我是在深夜乘飞机到达家乡的。

或许是在北京住惯了，身体习惯了干燥肃杀的空气。再回到这个南方海边小镇，一出飞机舱门，就感觉黏腻的水汽往身上贴，往鼻孔里、往皮肤上的每个毛孔钻。感觉过不了几天，自己的鼻子里、身体上，都该长青苔了吧。

换上出租车，本来想透口气，开了下窗，黏腻的空气一团团往脸上、身上打。关上车窗，我开始恍惚，自己竟然在这里生长的？这样的体感，真真切切地告诉我，再如此下去，真成了家乡的异乡人了。

我一开门，就看到母亲坐在椅子上，一副睡眼惺忪的模样。

“哎呀，我竟然睡着了。”母亲听到我进门，突然醒来，似乎还一不小心流了口水。看样子睡得不错。

南方没有暖气这回事，晚上要进被窝是最难的。母亲知道我要回来，连续晒了几天的棉被，但棉被没有留下阳光的多少痕迹。钻进被窝那一刻，感觉自己钻进了冬天海边的滩涂里，我忍不住吸了一口气 ，然后再不敢轻易移动，直到感觉自己身体上的温度，慢慢被棉被吸收了，好似自己终于抽出根系，扎进棉被里，构成一条系统了，世界才重新暖和起来。

我觉得自己像种在棉被里的植物盆景了，反正我是不愿意离开它了。

然而，我果然还是睡不着。

我试图找过原因，但却是没有合理的缘由：没有兴奋的感受，没有涌上什么特别的回忆，也没有正在焦虑的事情。我躺在那里，明明只是棵植物盆景，但我还是睡不着。

窗帘拉得不是很严实，露出一小面玻璃。我从那小面玻璃看着外面的天，从浓稠的黑，慢慢变灰、变淡，眼看着慢慢地慢慢地即将翻出来了，翻出了鱼肚一样的白。

我突然想起，此前好像朋友圈里谁发过的，东石镇那一年新建了条海堤跑道。

那条朋友圈有张照片角度拍得很好，一群人跑在海堤上，感觉像是往海的深处跑去。

哦，我想起来了，这是黑昌发的。

七八年前我被宗族通知得回来参加宗亲会，说是祖厝落成，“是个子孙都得回来，不回来就没祖”。这样凌厉的通知，恐怕没有谁有拒绝的勇气。

那时候父亲还在，已经偏瘫了。父亲认为这是大日子，坚持要穿上他唯一一套西装。

西装这类衣服，胖的人本就不太好穿上的，父亲又站不住，只好坐在椅子上，母亲和我帮忙。我们折腾得大汗淋漓，最终上半身勉强塞进去了，而裤子实在不知道怎么套。父亲终究很难穿下。后来是父亲想到一个方法，他干脆趴在地上，我们像装麻袋一样把他装进西裤里。我们三个人倒腾到大汗淋漓，裤子是穿上了，只是裤头系不住。

母亲想了个办法，用一块轻薄的毛毯盖在父亲的身上。然后我们三个人偷偷会意地笑着，一起去了宗亲会。

那天我才知道，这个祖厝出去的人还真是多，热热闹闹的，挤满了从世界各地赶回来的人。有的人说着日语，有的人说着英语，还有个应该是混血了，头发带点金黄，眼睛已经不黑了，但还是指着摊开在案桌上，像长出无数水系的大河一般的族谱，激动得用闽南语喊着：“我看到了，我爷爷叫蔡尤等，我是尚字辈的。”

族谱平常都是小心地收纳在祖宗牌位下面的长条抽屉里的，平时难得这样展开来。我看到自己的名字、父母的名字和很多人的名字也成了这一条大河的某条溪流，内心还是有温温的感慨。

我还在感慨着，有个大嗓门看见父亲，冲着我们大喊：“哎呀，我家老大来了！”他皮肤黝黑黝黑的，是海边生活的人的模样，但那天特意穿着西装，西装略显宽大。他冲过来，一下子抱住我父亲，还做出要亲我父亲的样子。我父亲被逗笑了，笑出了满嘴抽烟黑掉的牙。父亲面部一侧偏瘫，一张口，口水就直直地流，但还是忍不住说话：“这个黑昌，从小就这样不正经。”

黑昌瞄了一眼盖在父亲身上的毯子，嘿嘿笑着：“自从生病了倒富贵了啊，胖到裤子穿不下了吧。”

黑昌调皮地作势要掀开，父亲的脸顿时红了，紧张地把毯子拽紧，一紧张，口水又直直地流。

黑昌笑着说：“看来连装枪的兜都锁不上了，日子过得不错。”

母亲又恼又笑，做出嫌弃着驱赶的样子：“去去去，这么不正经，做什么宗族大佬。”

宴席上，黑昌端着白酒特意来敬我们。他应该是快喝醉了，嗓门更大了。他说他是特意来敬我的。“辈分上我应该是你堂哥，因为我是你太爷爷的兄弟的曾孙，我们都是崇字辈的。”他说，“我现在的身份是咱们宗族理事会新生代的负责人，我有个愿望，就是可以让你们这些去外地的人，以后还想着可以回来。你父亲我小叔不好和你说，但我偷偷告诉你，他可太想你了，他偏瘫在家里每天悄悄摸着你的照片想到哭，你能不能答应哥哥我，常回来看你父亲我小叔。我要去看他，他还嫌弃，他就想看你，你要知道，你父亲现在什么都没有了，只有你们了……”

我听得难过了，不敢去看父亲的脸。我知道父亲委屈得像个小孩，扑簌簌掉着眼泪。父亲自从生病后，越来越像小孩。

母亲也哭了，生气地瞥了瞥黑昌：“别乱说话了，我家黑狗达可疼他父亲的。”

黑昌看到自己把我们一家三口说哭，不好意思地挠着头。他说：“我错了，我自罚三杯，要不一壶。”他拿起酒，真把一壶酒给干了。

“真过瘾啊！”黑昌喝完酒大喊了一声，突然声调放低：“你还有父亲多好，我都没有了。”

我才发现黑昌也哭了。

我就是在那天，被迫和他加上微信的。他眼泪一抹，不由分说地拿出手机，说，兄弟加一下，咱们必须亲起来。

和他加上微信的人，很难不看到他发的朋友圈。

他早上发，中午发，下午发，晚上还发。他发的朋友圈，通常都有一个标准的文案：这是今日份的美好的小东石，请注意查收。

他发过晚霞，发过新建的跨海大桥，发过在寺庙里打麻将的婆婆阿姨们，发过路上光屁股跑的小孩，发过这条跑道……然后我记得了，当时他发这条海堤跑道的时候还说过，这是条用荧光粉铺成的跑道，天暗的时候就会发光。

我想，我得去看看。趁着现在天还没全亮。

屋子里还是黑的。

我摸着黑，找到母亲放在门口鞋柜上的大门钥匙，出了门，沿着石板路往海的那边走去。

我想，海堤跑道应该在那里的。

是的，很容易确定，海堤跑道就在那——我往海的方向走，看到路上陆陆续续有人穿着运动服、运动鞋，骑着摩托车也往海的方向驶去。

他们大都是中年人，大腹便便的，明明看上去睡眼惺忪，但莫名地精神抖擞。

某一刻，我觉得我和他们成了一条河流，我们要一起欢欣雀跃地汇入海洋。

到的时候，天空已经是灰白的。那条海堤跑道，并没有发出炫目的荧光，只是安静地躺在那儿，伸展向海的方向。

海堤跑道的入口就在沿海大通道的边上。不知道由谁搬来了几块大石头，大家约定俗成地在这里停放摩托车。

有些身材肥大的中年人，激情满满的样子，开始做着形形色色的热身。

有的热身是不断地举手，举手，举手，似乎要举起自己来；有的则不断捶打着自己的身体，似乎以此可以打通自己的经脉；有的则面对着海面一会儿大呼一声，哈！再来一声，嘿……

然后，大家就开始跑起来了。

我稀里糊涂的也跟着跑起来了。

太阳正在升起来，往地上这么一照，我才发现许多人头上亮着光，再一细看，跑步的许多人的头都秃了。有的人秃在正中间，有的秃在后脑勺，还有的全秃了——他们全部顶着光，呼哧呼哧向海跑去。

我没有刻意，但眼睛还是不自觉往一个个亮光点看。亮光点在跳动着，有时候还有留存的几根长长的毛发跟着跳动着，莫名地感觉真是倔强，和这些人一般。

我正在发呆，前面的一个秃了发的人突然转头，我以为是自己不小心冒犯到他了，趕忙低着头。那人干脆就原地跑着，等着我跑近。

我脸涨得通红，低着头硬着头皮往前跑去，终于跑到那人的身边，头还是不太敢抬。那人却突然大喊一声：“我没认错吧，你竟然来跑步啊。”

我抬起头，才发现，是黑昌。

我分不清他是热情还是激动，虽然我就在他面前了，他还是扯着嗓子问：“大作家你怎么回来了？”

他说：“你也来跑步啊？”

他说：“跑步好啊，得锻炼身体啊，特别你年纪也不小了。”

他看着我忍不住打量的眼神，意识到什么，笑着说：“我早秃了，平时戴着假发好看些，但跑步的时候，感觉假发一蹦一蹦，老觉得是谁在敲我的头，心里不爽快。要敲我的头，那只能是我老子，哪轮到假发啊，所以跑步的时候干脆就不戴了。”

我说：“不好意思啊。”

他说：“怎么会，你不觉得我秃头也很帅吗？”

他说：“你今天算是来对了，这是咱们东石镇的新一景。”

黑昌郑重地指向那条通向大海的跑道，以及上面那条奔跑的人流：“这是东石镇最有光芒的景色。”

我以为他是要开始介绍这新建的海堤跑道，他却充满深情一字一句地喊出来：“命运慢跑团！”

命运慢跑团？我还是被这个名字震撼到了。

黑昌看到了我的表情，更得意了：“这个名字好吗？”

我一下不知道如何评论，于是点点头。

“是我取的。”他说。

他兴奋地向我解释：“这个慢跑团我加入之前就在的，只是此前没名字。”

他说：“其实这是东石镇古老且神秘的组织，我无法确定它具体从哪个时候开始的。但我知道，它最准确的名字是——中年男人牛逼奋斗干到底慢跑团。”

他说：“我发现，很多人大都是在四十岁步入中年的时候找到它的。”

黑昌打量了我一下，看我听得很认真，说得更激动了：“我发现它的时候，刚过四十。以后你就会知道了，人一过四十，就容易睡不好。睡不好，有的因为身体的，有的因为内心焦虑。四十了，身体开始走下坡了，但男人嘛，这个时候需要担的责任又恰恰最重，还有，会困惑人生意义什么有的没的。焦虑又睡不着，总会忍不住起床走走的；走着走着，总会想出来透透气的；出来透气，就会看到有人在跑步；看到有人在跑着，就会莫名其妙跟着跑起来。”

我听着听着，脸不自觉红了。

黑昌察觉到了我的表情，他得意地问：“对吧，你是不是也是睡不着出来走走才发现我们的吧？”

我没有否认。

黑昌开心地拍了拍我的肩膀：“恭喜你找到组织了，欢迎你加入命运慢跑团。”

黑昌像在拉客户一般，继续说：“这个慢跑团真的特别好，咱们中年男人，不太会那些腻腻歪歪的东西，到了这个年纪，一般分两派，要么喝酒，要么就跑步。喝酒伤身还費钱，跑步健身还省钱，我后来为什么建议这个叫命运慢跑团啊，因为，我发现了，最终选择不去喝酒，每次早上睡不着起来跑步的，都是他妈的还不服老的人，都是他妈的还要和世界杠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