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我念初中的时候，事情发生得毫无预兆。老师让我当堂朗读。不知何故，一股突如其来的恐惧把我压倒、制服了。我好像消失到恐惧里了，恐惧成了我的所有。我站起来，跑出了教室。

我注意到老师和同学们都瞪大了眼睛，看着我冲出了教室。

后来，我解释说，自己表现异常，是因为得跑去上厕所。从听我说话的人脸上看得出来，他们不相信我的说法。他们大概觉得我疯了，或者说，是在发疯的路上。

这种对朗读的恐惧一直跟随着我。随着时间推移，我终于鼓足了勇气跟老师说，我太害怕朗读了，请老师不要叫我当众朗读；有的老师信我，就不再点我，有的老师则觉得我可能是在搞什么恶作剧。

这份经历让我明白了一些与人相关的重要东西。

也明白了其他很多东西。

是的，很可能就是这些东西让我今天能站在这里，向在座的观众朗读讲稿。此时，我几乎感受不到恐惧。

我明白了什么？

当时的情况几乎让人觉得：恐惧夺走了我的语言，而我，可以说，得把它拿回来。要拿回来，就不能遵照别人的条件，只能用我自己的方式。

我写出了自己的文本、短诗、短篇小说。

我发现这么做给了我一种安全感，给了我和恐惧相反的体验。

某种意义上，我在自身内部找到了一个只属于自己的地方，从那个地方，我能写出只属于自己的东西。

现在，差不多五十年过去，我仍会安坐着写作——我仍会从自身内部那个私密的地方写作；关于那地方，老实说，除了它确实存在外，我知道得不多。

挪威诗人奥拉夫·哈·豪格〔奥·哈·豪格（1908—1994），挪威园艺学家，翻译家，诗人。〕写过一首诗，把写作行为比作小孩子的经历：在森林里搭起树叶小屋，爬进去，点起蜡烛，坐在黑暗的秋夜里，感受着这份安全。

我覺得这也非常形象地描绘了写作行为带给我的体验。现在如此——五十年前也是如此。

我明白的不止于此；我明白了，至少对自己来说，口语和书面语之间，或者说口语和文学语言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

口语常常是独白式的信息传达，表示某事某物应该这样或那样，它也可以是修辞型的信息传达，意在劝说或说服。

文学语言绝不是这样——它从不示知；它注重含意，而非传达，它有自己的存在。

在这个意义上，好的写作显然有别于各种类型的说教——无论是宗教性、政治性，还是其他什么性质的说教。

对朗读的恐惧让我进入了孤独状态——写作者或多或少都处于这种生活状态——从那以后，我一直待在那儿。

我写了很多东西，包括散文和戏剧。

当然，戏剧的突出特征在于它是书面的话语——其中有对白、有交谈，时常有尝试言说的努力，也许还有某种形式的独白——戏剧始终是个想象的宇宙，属于某种东西的一部分：这种东西虽不示知，但自成一体，自为地存在着。

说到散文，米哈伊尔·巴赫金言之有理；他认为，散文这种表达模式，或者说这种讲述行为本身，包含两种声音。

简单来说：说话者、写作者的声音，以及被说到、写到的人的声音。这两种声音常常融入彼此，以至于无法分辨。

它们变成了一种书写成文的双重声音——不用说，这也是那书写成文的宇宙的一部分，是它的内部逻辑。

可以说，我写下的每一部作品，都有自己的虚构宇宙，自己的世界。我的每一部戏剧、每一部小说，都有着各自的新世界。

但一首好诗（因为我也写过不少诗）同时也是它自己的宇宙——主要和它自身发生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