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丹步枪在中国东北

旧中国号称“世界枪械博物馆”，几乎所有的外国制式枪械都有出现，有的数量还相当可观，但被称为“老别旦”（别旦是伯丹的旧译）的伯丹步枪却一直是比较小众的品种。主要原因是伯丹步枪有些生不逢时，当洋务运动刚刚兴起、中国掀起第一个进口枪械的高潮时，伯丹步枪还在研制中，并且其产量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不够俄罗斯本国使用，而待到甲午之败促成中国有识之士再度寻求新的富国强兵之道时，该枪的性能已经全面落伍，无大量进口必要了。此外，中国保有的伯丹步枪不仅数量有限，而且分布区域相对固定，主要出现在深受俄罗斯势力影响的东北、内蒙和新疆地区，包括军队装备、战争遗存和民间购买等不同来源，其中又以东北民间保留最多，主要用于防匪、狩猎、护牧护青等用途。

关于当年东北民间伯丹步枪的保有和使用情况，从弗拉基米尔·克拉夫季耶维奇·阿尔谢尼耶夫的名著《在乌苏里的莽林中》中可见一斑。阿尔谢尼耶夫毕业于帝国陆军初级军官学校，是全俄地理协会和东方学会会员，后来曾担任伯力博物馆馆长等职务。1902～1903年及1906～1907年，他受官方委派，作为考察队领队，多次组织对乌苏里江以东广大地区进行野外考察，搜集沿途的地理、人文、军事等方面情况，为俄罗斯对该地区的开发和统治提供基础资料。作为地理学家、民族学家和方志科普作家，阿尔谢尼耶夫先后撰写了60余部作品，其中最著名的是《乌苏里地区之行》和《德尔苏·乌扎拉》，国内引进时将其合并翻译为《在乌苏里的莽林中》。该书风格不同于其他风土纪实和考察报告，作者以优美、流畅的文笔，详细介绍了俄罗斯远东及中国东北部分地区的地理、动植物及人文、历史知识，同时还描述了自己与赫哲族向导德尔苏·乌扎拉在患难与共中结成的牢固友谊。

在这部自然主义文学经典中，给读者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就是这位53岁的老猎人德尔苏·乌扎拉。他勇敢、善良、与世无争，孤身一人生活在原始森林里，以狩猎和采挖人参为生，因而对森林无比熟悉，并拥有出神入化的枪法、高超的辨识踪迹本领和丰富的野外生存经验。日本著名导演黑泽明在1940年代看到该书时，便想将德尔苏的故事拍成电影，这一“30年的梦想”最终于1971年得以实现，在苏方的邀请下，黑泽明与莫斯科电影制片厂合作将其搬上银幕，并在1975年公映。

阿尔谢尼耶夫率队考察的乌苏里江以东地区和滨海边区，当年都是大片未经开发的原始林区，山高路险、鲜有人烟，到处都有虎、熊、野猪等危险动物，伺机劫掠的红胡子（土匪）也藏身其中。对在此生活的土著部落和外来定居者、淘金者来说，防身、狩猎都必须借助于枪支的帮助，因此书中多处提到了考察队以及当地居民、猎手的武器。比如1906年5月阿尔谢尼耶夫组织的第三轮考察活动中，考察队全体队员每人都事先配备了新式的莫辛-纳甘步枪和300发枪弹，同时还携带温彻斯特、毛瑟等不同品牌的步枪和猎枪。而当地的居民，无论是乌德海人还是中国人、朝鲜人、俄罗斯人，不管是猎人、农民、淘金者还是土匪，使用最多的都是伯丹步枪。因此，在第三轮考察活动开始前，为和沿途的部落搞好关系，阿尔谢尼耶夫等人特意准备了部分礼物，其中送给土著男性的贵重礼物就是伯丹卡宾枪、枪弹和工具。

德尔苏·乌扎拉使用的也是一支伯丹Ⅱ步枪。在描述第一次见面的场景时，阿尔谢尼耶夫这样介绍德尔苏的打扮：“这个人身穿熟鹿皮做的上衣和裤子，头上扎着块包头布，脚穿一双翁得（冬季穿的用驯鹿皮制成的单层软底皮靴），背着个大背囊，手里拿着架枪用的木叉和一支旧的伯尔登（伯丹）长枪。”虽然是一支老枪，在德尔苏手中却被用得出神入化。他可以在60步的距离上不借助木叉架枪，准确地打中跑动的狍子头部，也能够直接击落高高飞过头顶的野鸭。他甚至让阿尔谢尼耶夫向空中抛掷鸡蛋大小的石头，然后对其射击，结果10块石头被击碎了8块。德尔苏介绍说，这支老枪一方面是父亲留给他的遗产，看见它可以想起父亲，另一方面是用惯了、打得准，因此当阿尔谢尼耶夫好意提出用新枪来换它时，被他拒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