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坤，1965 年出生于沈阳。文学博士。现任中国作家协会《小说选刊》杂志主编，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全国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文化名家。已经发表各类文体作品 500多万字，出版《徐坤文集》8 卷。代表作有《先锋》《厨房》《狗日的足球》《神圣婚姻》等。曾获老舍文学奖、中宣部“五个一工程”优秀长篇小说奖、庄重文文学奖、鲁迅文学奖以及《人民文学》《小说月报》等文学期刊优秀作品奖。长篇小说《野草根》被香港《亚洲周刊》评为“2007 年十大中文好书”。部分作品被翻译成英、德、法、俄、韩、日语、西班牙语。
印象中，徐坤总是笑眯眯的，说话不疾不徐，让人如沐春风。她评价自己年轻时的文章很幼稚，但有激情，敢冲撞，想当前锋，想射门，有快感；年老时的文章、技术纯熟，但倦怠，围着球门子转，兜圈子，看热闹，就是不往里进球，知道射门以后会有危险后果出来。
文学创作起步时，她还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所的一名青年科研人员，短短两年时间，《白话》《呓语》《先锋》等中篇小说的问世，使她一度成为文坛熠熠生辉的明星。她研究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犀利地透视世纪末人文精神的衰落，叩问知识分子的灵魂，探寻欲望与挣扎背后的心灵，也温情款款地书写亲情、友情和爱情。
2022 年底，徐坤出版了长篇小说《神圣婚姻》。这是一部带有鲜明的徐坤风格的作品。读完之后，你会觉得，徐坤又回来了，那个写《厨房》《狗日的足球》的徐坤，那个洒脱智慧的徐坤，给我们讲述新时代的北京故事，讲得神采飞扬，讲得酣畅淋漓。小说探讨的主题切近生活肌理，不仅写出知识分子的坚守，也写出对市民阶层与城市精英、知识分子与海归青年遭遇的审视。小说融入了她丰富的生活经验、生命体验，富有魅力的叙述语言、张弛有度又简洁凝练的叙事风格。这也是她认真思考、呕心沥血打造的一部符合新时代特征的长篇，篇中每个人物小传，她都写下了几万字的笔记。
她希望充当寻常百姓的代言人，为生民立传，同时也希望能真实记录自己所生活的这个时代，记录世事迁徙和风起云涌的变革，以及其中的人心嬗变。
作家王蒙曾称徐坤“女王朔”
记者：您曾说过对自己影响最大的是随社科院同行下乡锻炼的那一年，回来就按捺不住地要写小说。能具体谈谈是怎样的影响吗？
徐坤：20 世纪 90 年代初，我刚毕业进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一身学生气，带着年轻人成长过程中普遍的叛逆和冲撞精神。80年代的结束和 90 年代的开始，对于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来说，是一段非常特殊的历史时期。刚参加工作不久，我就随社科院的几位博士硕士一起到河北农村下放锻炼一年。远离城市，客居乡间，忧思无限，前程渺茫。在乡下的日子里，我们这群共同继承着 20世纪80 年代文化精神资源的20来岁的青年学子，经历浅，想法多，闲暇时喜欢聚在一起喝酒清谈，读费孝通的《乡土中国》，看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播放中关村淘回来的各种国外艺术片，在高粱玉米深夜拔节声中，在骤雨初歇乡村小道咕吱咕吱的泥泞声里，凌虚蹈空探讨国家前途和知识分子命运，虽难有结论却兴味盎然。回城以后，这个小团体就自动解散，然而，在乡下探讨的问题以及与底层乡村民众打交道时的种种冲突和遭际却一直萦绕我心，挥之不去。终有一天，对世道的焦虑以及对于前程的思索，催使我拿起笔来，写起了小说——相比起“板凳要坐十年冷”的做学问方式，激情与义愤喷发的小说更能迅捷表达作者的情绪。
记者：中篇小说《白话》让您一举成名，《中国作家》《人民文学》《当代》等刊物几乎同一时间刊发您的系列小说。您如何评价那一时期的创作风格？
徐坤：在 1993—1994 两年间，我以《白话》《先锋》《热狗》《斯人》《呓语》《鸟粪》《梵歌》等一系列描写知识分子的小说登上文坛，文化批判的锋芒毕现，又都是发表在《中国作家》《人民文学》《当代》这三家大刊物上的，立即就引起了读者和批评家的广泛关注。年轻时的写作，十分峻急，仿佛有无数力量催迫，有青春热情鼓荡，所有的明天，都是光荣和梦想。仿佛可以乘着文字飞翔，向著歌德《浮士德》中“灵的境界”疾驰。
记者：《先锋》刊发于 1994 年第 6 期《人民文学》时，评论家李敬泽首先以“欢乐”形容它，说“如果说以艰涩的陌生化表现世界并考验读者曾是一种小说时尚，《先锋》对世界、对读者却摆出了亲昵无间的姿态”。评论和作品相得益彰，读来特别过瘾。您还记得当时作品发表后的情景吗？
徐坤：相当激动！接到通知稿子采用后，就天天等着《人民文学》第 6 期出刊。那时我在社科院亚太所工作，住在学院路，总去学院路的五道口新华书店看看杂志到了没有。前一次去五道口书店还是排队去买《废都》。5 月底的一天，终于看到了有卖，只剩下一本了。赶紧买下来，拿起杂志一翻，哇！第 6 期整个卷首语都说的是《先锋》。激动得我啊，立刻，骑着自行车就直奔了王府井新华书店，因为知道那里的书报杂志到得多。十多公里的路，没多久就骑到了，也不觉得远。到了王府井书店，一下子买光了店里的 30 本刊物！那时的杂志是 3块钱一本，花了我 90块钱，差不多是一个月的工资。
记者：那时候人们对文学的虔诚和激情，很令人羡慕啊。
徐坤：是的。那期的卷首语，我几乎是能够背下来，还曾一笔一画地抄到了本子上。后来才知，是个跟我一般大的年轻人写的，叫李敬泽，刚升任了小说组的主任。那是他写的第一篇卷首语，“《先锋》是欢乐的；如果以艰涩的陌生化表现世界并考验读者曾是一种小说时尚，《先锋》对世界、对读者却摆出了亲昵无间的姿态。它强烈的叙述趣味源于和读者一起开怀笑闹的自由自在；它花样百出的戏谑使对方不能板起面孔……”寥寥 600 字，将近 30 年，关于《先锋》的评论也有千百篇了，我认为没有一篇能超过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