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伊始，《全辽金元笔记》第一辑即由大象出版社隆重推出，是一件可喜可賀之事。《全辽金元笔记》是南开大学文学院查洪德教授主持的2021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的最终成果，也是2021-2035年国家古籍工作规划重点出版项目，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此前，大象出版社已成功策划出版了《全宋笔记》共计十辑102册，出版后在学术界获得良好反响。《全辽金元笔记》的出版，一方面为大象出版社的大型笔记丛书增添了新项目；另一方面为国内外学术界开展辽金元历史、文化、文学等领域的学术研究提供了又一套高质量的基础文献成果。距离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仅仅两年时间，查洪德教授的学术团队即推出如此重量级成果，在同类课题中也是不多见的。尽管目前仅出版了这套大型笔记丛书的第一辑，但其规模与分量已看见。作为较早获读此书的读者，我粗略翻阅了第一辑十册43种笔记，越发感到这套笔记丛书出版的重要意义和价值。
《全辽金元笔记》的文献价值
存世的大多数古代笔记都具有较高的历史文献价值，这一点早被学术界公认。而《全辽金元笔记》的文献价值更显突出，整理的难度相对来说也更大，也是众所周知的。这是因为，与相邻的唐宋时期及其此后的明清时期相比，辽金元作为由非汉族统治的一段特殊历史时期，加上文献佚失的严重，其典籍的存世情况和复杂程度都与其他时期呈现着明显的不同，学术研究状况也不够成熟，不但一般人对这一时期的文献比较陌生，就是普通的文史工作者，也远不如对其他历史时期那样熟悉。正因为如此，这套大型笔记的整理编撰才非常必要和及时。举一个例子，该辑第六册收入的《敬斋古今黈》一书，是元代一部重要学术笔记，其价值不亚于王应麟的《困学纪闻》等。但就是这样一部书，一直没有一个好的点校本，此前也只有中华书局出版过一个断句整理版，问题也不少。正如此书《点校说明》指出的，前人即有将“黈”（意为“增益”）误作“難”的。而今人则更多地将其误写作《敬斋古今注》。不但一般的论文、书籍中常出现这样的错误，就是一些名家著作竟然也出现类似错误，如刘学锴先生《唐诗选注评鉴》刘禹锡《石头城》笺评等，便出现过这样的错误，这至少说明目前绝大多数人对于辽金元笔记文献是陌生的，当然更谈不上深入研究了。像《敬斋古今黈》这样重要的笔记著作尚如此，更遑论其他笔记了。
笔记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这一点是获得文史界诸多学者公认的。在内容方面，它往往有着重要的、不可替代的补史作用，对笔记下功夫整理，对推进这一时期历史、文化、文学等的研究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
举例来说，收入第一册的可恭所撰《宋俘记》，是一部篇幅不大的笔记作品，在《全辽金元笔记》中也仅占11页。但这部笔记对于了解“靖康之难”后流落入金的“宫眷”等的情况和遭遇，却是难得的第一手资料，因而也被收入宋代確庵、耐庵编撰的《靖康稗史》中。与此相类的还有见于《全辽金元笔记》第一辑第一册的《南征录汇》《青宫译语》《南迁录》等著作。以往，很多人也笼统地将这些著作视为“宋代笔记”，而忽视了其作者和立场都是金朝方面的。比如《宋俘记》详记被俘宋代宫人数目约两万人，其记载之翔实，对于后人了解靖康之难的真实状况无疑有着重要价值。
笔记本身可以视为一种重要的文学著述体裁，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全辽金元笔记》的出版，为研究这一时期的文学提供了很多新的宝贵资料。比如收入第三册的《辽东行部志》，金人王寂撰。王寂于明昌元年（1190）任提刑司官，按察狱讼，巡视辽东州县和一些猛安谋克村寨。他记录下沿途地理沿革、人物历史、风土民情、古迹文物，寄兴写景等，整部笔记文笔相当好，有诗有文，这些诗文也为今本王寂《拙轩集》所不收，可以说既是宝贵的历史文献，也是重要的文学文献。
再如收入第二册的金代王朋寿编著的《增广分门类林杂说》，是古代一部重要汇编型笔记，同时兼有类书性质，从形态看，与明清之际张岱所编《夜航船》类似，但就史料价值而言，无疑是高于《夜航船》的，这是因为收入《增广分门类林杂说》的很多原始文献都失传了。如卷十二《神仙门下》篇所记黄鹤楼传说，即不见于任何其他文献，略云：
江夏幸氏酤酒为业，一道人饮酒经年不付酒资。一日，用橘皮于酒肆墙上画鹤一只，酒客击节放歌，黄鹤则和拍而舞。众人争来酒肆饮酒观鹤，幸氏大获其利。数年后，道人复来，吹笛袅袅有声，黄鹤即破壁而出。道人跨鹤仙去，幸氏乃以所赚之资建楼纪念，即黄鹤楼。
《夜航船》近年来出版过很多点校本，颇为流行，而较其早数百年，同样具有很高文献价值的《增广分门类林杂说》却泯没无闻，不但一般人不知，就是一些专门的文史工具书都未见此书踪影，《全辽金元笔记》乃首次将此书整理出版。
《全辽金元笔记》还收入了这一时期若干诗话、文话著作，这一点很可能引起学术界的争议，或者认为《全辽金元笔记》对“笔记”的界定失于宽泛。其实，《全辽金元笔记》收入若干诗话、文话著作是有其理据的。一方面因为就著作体制来说，笔记与诗话、文话本来就难以截然分开，不少笔记著作本身就载有诗文评，有些还非常重要，影响很大；就著作形态而言，笔记与诗话文话并无本质区别，因而将诗话、文话视为广义的“笔记”是完全合理的；另一方面，考虑到辽金元时期文献本来较少的实际情况，对于一些重要诗话、文话予以收录，也是完全合理的。当然，到了明清时期，一方面笔记数量巨大，一方面诗话、文话的数量也巨大，适当分开编撰也是合理的选择。但这样做并非完全出于学理方面的考量，而是基于不同历史时期文献数量的实际状况而定。若以文献形态而言，实际上将诗话、文话归入笔记反而是更加合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