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前往拉美的跨洋之旅：欧洲女性的心灵朝圣》（Translantic Travels in Nineteenth-Century Latin America： European Women Pilgrims，下文简称《十九世纪的跨洋之旅》）第二章的开篇，可谓充满了浪漫的情调。作者引用英国十九世纪著名作家及博物学家威廉·亨利·赫德逊（W. H. Hudson，1841–1922）那部带有南美异国风情的小说《紫色大地》（The Purple Land，1885），展现出十九世纪欧洲女性跨洋之旅超越时空的深刻内涵。在《紫色大地》的开篇，赫德逊情不自禁地惊叹南美那高山峻岭中欢声笑语般的溪流，那古老茂盛的森林，那奔流不息的河流，那连绵不绝的蓝山以及在那些壮丽的群山之后，沉睡于灿烂骄阳之下的荒野之神话。当十九世纪的欧洲女性踏入拉美这片崭新未知的土地时，她们具有一种跨越时空的洞察力。她们探索了墨西哥中部深而不露的山谷和气势磅礴的火山，秘鲁的盐碱荒漠，巴西及古巴绿色茂盛的森林，捕捉到了在民族国家建构的关键时期拉美国家的逼真图像，向世人展示出她们独特的“自然的观点”（见亚历山大·冯·洪堡散文集《自然之观点》[Views of Nature，1808]），以示十九世纪欧洲女性跨洋之旅的特殊含义。

《十九世纪的跨洋之旅》作者将五位欧洲女作家进行了比较，阐明她们从不同的审美角度探索、感应大地的风景，她们通过接受启蒙运动中的科学理念而产生的对自然景象独到的观点，以及在各自游记中所表露的、至今仍流行的自然之寓意。

深谙十九世纪的博物史，这五位欧洲女作家以一种“地理的想象”（geographical imagination，原著第31页；所谓“地理的想象”是人们根据已有的知识和经验，借助语言和一定的感性认识，通过观察和思维活动，构成尚未见过的、新的地理事物形象的一种心理活动能力），来探索绘制拉美新大陆这片未知的土地。这些女性探险家将对大自然的颂扬及自己对自然的亲身感受融为一体，她们所领略的风景与所感受的心景，与大自然情感交融，令人心醉神迷。在自然文学中，作者不仅是在用眼观察自然，而且也是在用耳聆听自然，用心体验自然。作者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含有风景（landscape）、声景（soundscape）及心景（soulscape）的多维画面。（此处所提到的“风景”、“声景”及“心景”引自程虹《自然文学的三维景观：风景、声景及心景》，《外国文学》2015年06期）上述女性作家的观点主要基于启蒙运动的精神传承，尤其是德国探险家、博物学家及作家亚历山大·冯·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1769-1859）探索美洲新大陆的文集。作为科学家及探险家，洪堡曾于一七九九年至一八○四年之间穿越了被西班牙所殖民的热带美洲。当他于一八五九年离世时，已经以其科学发现、对美洲土著民的观察，以及对新大陆动植物的详尽描述而举世闻名。其著述极大地影响了维多利亚时期的文化。

当欧洲探险家涉足拉美新大陆时，他们不仅发现了一片得以显示自己优越感的空旷之风景，而且发现了一片超越他们认知的美丽之风景。除了与男性面对新大陆同样产生的惊叹之外，女性在旅行中，对自然景色产生尤为强烈的心灵感应，完全超越了在未知的土地上那种单纯的身体感应。这种带有明显性别特征的传统形成了一种复杂的混合语篇：一方面，是应用洪堡的文学遗产，另一方面则是“维多利亚时代女性的壮美”（Victorian female sublime，原著第32页）的各种表述方式。所谓“壮美”通常是指当人们看到诸如自然界中的电闪雷鸣、惊涛骇浪、高山峻岭、大漠荒原等自然现象时内心产生的心灵之震撼。德国哲学家康德发现了两种不同的“壮美”体验：“庞大恢宏的”（mathematically）壮美和“动感无穷的”（dynamically）壮美（程虹《自然文学的美学价值》，《外国文学》2016年第4期）。《十九世纪的跨洋之旅》中作者认为欧洲女作家的跨洋之旅，极大地超越了当时主导的模式，“她们的作品提炼出一种对自然的诗意诠释，我称之为‘惊鸿一瞥’（the gaze of enchantment）。即拉美风景与欧洲风景的天壤之别，旅者面对那种新奇非凡的风景之王国的感受，它与欧洲被驯化的风景迥然不同”。因此，才形成了新大陆的独特性，从而使得这个大陆具有历史的独特性（原著第33页）。与其他十九世纪定居在拉美的西班牙人以科学的眼光来过滤拉美大草原的景象一样，那些进入未知的拉美大陆探险的女性必须重新绘制自己醒悟的地图。

诚如此书所述，我们可以视阅读为“一种旅行”。那些赴拉美大陆探险的女作家就是携带着洪堡关于南美探险的书籍，沿着洪堡的足迹开始了她们的旅程。她们的旅程堪称是重读洪堡的亲身经历，也是拉美风景在她们心灵中的感应。她们边看边体验现实情况与洪堡探险时的相同与不同，并试图解释洪堡遗留下的疑问。无论她们是乘马车、骑马或是徒步，她们的长途跋涉大多是沿着洪堡以往的路线前行的，但她们又不仅仅是效仿前者，而是在那片未知的土地上留下了具有权威性的、独到的见解。所以，《十九世纪的跨洋之旅》第二章显示了洪堡的“宏大的旅程”是如何指引并照亮了十九世纪女性通往新大陆的旅程，并建立了她们自己的深入新大陆腹地的权威性。

作为旅者及读者的双重身份，欧洲女性有意识地沿着洪堡的路线行进，所以，洪堡长达三十卷的《新大陆热带地区旅行记》（Personal Narrative of Travels to the Equinoctial Regions of the New Continent during the Year 1799-1804）尽显于欧洲女性探索新大陆的记载中。首先，这些女作家的作品凸显了作为第一人称叙述者的身份，诚如格雷厄姆在其著作《一位居者在智利的日记》（Journal of a Residence in Chile）中所述：“我主宰着我所看到的所有景象/我此时的权利无可争议。”然而格雷厄姆并非仅仅是模仿男性探险家的控制权，而是映现了她作为女性旅者在离开智利的那个黄昏，心中的孤寂和恋恋不舍，这是一种富有感性的行为。其二，在洪堡的“主文本”（master-text）影响之下，女性旅者将旅程的外界与自己的身体联系在一起，形成了多维的极为个性化的层次。其三，如同洪堡，各位女性旅者启程时所认定的姿态，影响到了她們所讲述的个人、旅程的记述、朝圣时的样子以及她们前进的步履。

在洪堡的著述中，人们会发现，当他造访一个景点，如果时间紧迫，无法停下来仔细探索时，他就会将疑问留给后人评说。比如，他的《新大陆热带地区旅行记》，记述了他在热带区域发现的一些罕见的植物物种。洪堡就把这些疑问留给了将来的读者，从而使他本人的实地考察带有某种未来推测的味道。（原著第36页）

这些女性旅者似乎就是洪堡所期待的理想读者。因为，她们大多选择（有意或无意地）探索洪堡在《新大陆热带地区旅行记》中提到的地点，阅读作者那些叹为观止的段落，效仿这位科学家所盼望的对自然之敬畏。这种后来的读者与洪堡先前考察时的心照不宣，使得女性旅者将洪堡的著述作为个人与自然交流的可靠依托。似乎她们需要踏着他之前的脚印，来确定她们实地之探索。因此，女性旅者往往会描述洪堡看过的、同样的自然景象及物种，只不过是添加了她们个人独特的情感或对所见景物产生的美感。

这种旅者及读者双重身份的显著范例来自格雷厄姆的日记。在前往南锥地区的途中，格雷厄姆乘坐的船在距西班牙管辖内的特内里费岛海岸几英里之外停泊（Tenerife，是西班牙位于靠近非洲海岸大西洋中的加那利群岛七个岛屿中最大的一个火山岛屿，也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旅游胜地之一。特内里费岛还有“全球最佳观星岛屿”的美誉），她下了船，沿着洪堡当年走过的道路，来到了他曾造访的地方。她写道：“我们看到了那个得到洪堡高度赞扬的植物园；然而，它却面目全非，破败不堪。”此次行程的最精彩之点是看到了“奥拉塔瓦大龙树”（Great Dragon Tree of Oratava；奥拉塔瓦是特内里费岛上的著名小镇，以漂亮的热带水果庄园、壮美的山脉，以及点缀于其间的西班牙和意大利建筑而闻名于世）—那棵洪堡驻足于特内里费岛时看到的、被他称之为“巨大的”龙树。洪堡在其著作《科迪勒拉山系的风景》（Views of the Cordilleras and Monuments of the Indigenous Peoples of the Americas）中将它描述为“我们地球上最古老的居民之一”（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