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开始，我是不懂非虚构的。

最多能说了解一点，了解，也就是近半年的事。

一

谈到非虚构的兴起，总免不了提起《冷血》《刽子手之歌》“新新闻小说”。教科书上是这么说的。我觉得狭隘了，把非虚构看小了。

人类喜欢听传奇故事，所以有虚构。人类更有直接和真实世界掰手腕的冲动，所以有非虚构。非虚构冲动引而不发，藏在史传传统下面，藏在笔记、自传和书信里。由特稿到“新新闻小说”，再到二○一○年《人民文学》“非虚构写作计划”，到《二手时间》《悠悠岁月》登上诺贝尔文学奖领奖台，非虚构作品喷薄而出，高度和宽度都远超乎想象。冲在第一线的记者让这个传统浮出了历史地表。记者很重要。好记者心里都住着一个穿律师袍的历史学家。

我读过许立志，很多年前。读过梁鸿，读过范雨素，在课上讲过他们。二○一五年诺贝尔文学奖评选结果公布后，读了阿列克谢耶维奇。二○二○年，毕业多年的学生写了关于《秋园》的评论，将书寄来，建议我读。我读了，若有所思。当时我都是把它们当故事读的，没有非虚构的意识。

直到二○二三年九月，我个人在网上遭遇了一场是非，后来收到了很多非虚构的书，认认真真读了王计兵、李海鹏、陈年喜、何伟、袁凌、安妮·埃尔诺，读了《人物》、“真实故事计划”，开始明白一点什么是非虚构。

袁凌是我反复读的。袁凌非常独特。他这样写：

地上晒着瘦小的玉米，像家中孩子一樣显出营养不良。偏房地上几十个小个头的西瓜是亲戚家送来的。横七竖八晾着的衣服，暗示这里缺少一双打理的手。衣服是昨天母亲坐在轮椅上洗出来，父亲晾晒的。放学回家的米亚赛尔，看到母亲在洗衣服就哭了，这一向是她的职责。但她的身量，不够把衣服晾上绳子，只有爬上墙垣，才能把衣服扯下来。（《米亚赛尔的身量》）

这个瞬间，小如灰尘。短暂、脆薄、卑微。米亚赛尔的故事很短，连她日夜忙碌的小村都传不出去。现在，米亚赛尔立在纸上，我们看到她哭着笑着存在着，看到命运沿着她矮小的身影向远方延伸。读袁凌，我常常想起萧红。

袁凌的作品奇僻生辣，生气凛然。这与他特殊的经历有关。不是写出来的，完全是他血管里喷出来的，是他生命树上自然地开的花、结的果。他自觉选择了另一条路：远离新闻的起爆点，跑到事件的源头顺藤摸瓜，寻找“那一群”而不是“那一个”，用田野调查的方式抵近观察。说田野调查，也不是正统意义上的田野调查：他很少启用数据，与这种直接的、表面化的统计术始终保持距离。

为什么非如此不可？我在他的访谈录里好像找到了答案：“我不想成为一个一般意义的专业作家，写自己有限的经验，然后开始想象，技术越来越纯熟，故事越来越好看，经验却趋于虚化。”必须高度克制，必须忠实于有限性，这是第一原则：“要可靠，我必须在场。”

有了“在场”这个基础，虚构和想象才立得住：

小说比非虚构高，不是高在它的想象，而是它传达的经验比非虚构更丰富，更充足。它不是从想象出发，而是从在场出发，最后达到类似想象的永恒的东西。经验刚刚够用时，我们写非虚构，但经验的长期积累、熔铸、化合，借助内心酝酿会有一种超出非虚构层面的东西产生，这时就可以写小说了。（《袁凌：在人世的经验中安放人性、探索人性》）

我想，袁凌是把非虚构内化了，他更看重的是其精神，这种精神才是写作的源动力。他说到做到，用自己的作品逢山开路，撬开了另一世界。

二

我最近收到的三本非虚构，刚刚出版，新书，散发着油墨香：《我在上海开出租》《在菜场，在人间》《我在北京送快递》。黑桃、陈慧和胡安焉，都是非虚构写作的素人作者。三本书写得都很坚实，自有一股沉雄之气。

要说最打动我的，可能是扑面而来的真实。

比如说，《我在北京送快递》，胡安焉会直白地告诉你，飞奔了整整一天（11个小时），他太累了，耐心用光了：“假如我每天下班比别人晚、挣钱比别人少，我就会烦躁和不满……变得更急躁、易怒，更没有责任心……比如有次我骂了一个不认识的妇女—我很少骂人，因此印象特别深刻。”他如实描述了那个纠缠不休的女人和他内心的焦虑愤怒—你怎么看他这段？如果心里有一个职业作家的人设，肯定不会这样写。胡安焉，他讲真话。

也正因如此，他才会捕捉到另一个很相似但让人啼笑皆非的场景：“他接着批评我：‘你这样干活儿真不像话，顾客就是上帝，难道你不懂吗？’我愣了一下，本能地为自己辩解道：‘可是上帝应该只有一个，我每天却要伺候很多个啊。’他听到后笑了，原来他并没有生气，只是假装生气逗我玩而已。老人家也挺幽默的，只见他摇摇手里的快递盒，压低声音对我说：‘我爱人不让我买，所以才不让你送到家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