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翁同龢与张謇，两代状元，一对师生。张謇为翁同龢所尽力识拔，关系自然非同寻常：翁视张为传人，张视翁为恩公。因此，翁同龢临逝前，撰自挽之联，特嘱张謇书写；当然张謇也另有撰联，哀挽恩师。于是，留下一段佳话。

翁同龢是同治、光绪的两代帝师，几乎轮流做遍六部尚书，且两入军机，有太子太保、大学士、相国的称号，堪称权倾朝野，位极人臣。然而，甲午战争中清朝战败，满朝文武颇欲问翁同龢的主战、开战、败战之罪；他亦被称“帝党之首”，自然为后党尤为太后慈禧所忌。戊戌变法中，在变革与守旧、用人与任事中首鼠两端，遂在太后与皇帝之间两不讨好；又加上曩昔政敌刚毅、荣禄等人的攻讦构陷，最后竟然落得“开缺回籍、革职编管、永不叙用”的下场。其时已年近古稀。于是，在落寞、凄凉与幽怨之中，翁同龢度过他的余生。

在翁同龢生命的最后几年中，张謇曾多次跨江看望，送予银两物品，且多有雁诗鱼文、时问节候，给老人以慰藉与温暖；遂有翁同龢临终之时而嘱张謇书写自挽联之遗命。

张謇在光绪三十年（1904）五月二十六日与二十七日日记有记述：

二十六日  得翁宅讣，二十一日子正松禅师（翁号松禅）易箦，遗命以自挽联属书，又令草遗疏。联云：“朝闻道，夕死可矣；今而后，吾知免夫。”下语微婉，而令謇书，附事尤切。

二十七日  写瓶师（翁又号瓶庵）自挽联；并自写挽瓶师联：“公其如命何，可以为朱大兴，并弗能比李文正；世不足论矣，岂真有党锢传，或者期之野获编。”（李明勋、尤世伟《张謇全集》第八册，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

二

自挽联，是一个人临死之前公开表述心声的特殊方式。从内容说，或一生之概括，或自我之评价，或心迹之表露……晚清名士俞曲园的自挽联：“生无补乎时，死无关乎数，辛辛苦苦，著二百五十余卷书，流播四方，是亦足矣；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浩浩荡荡，数半生三十多年事，放怀一笑，吾其归欤。”这自然是其一生概括，更是一种自慰、自炫。王夫之的自挽联云：“六经自我开生命，七尺从天乞活埋。”则表达了哲学家面对生死的旷达与洒脱。

翁同龢从“位极人臣”而到“开缺回籍”，其郁愤之意、感慨之怀，自是毋须说得。但是，他是帝师，纵然是死时的真情流露，也须得温良恭俭，须得怨而不愠。

这副自挽联，其实是集句联，上下联均集自《论语》，此方符合其曾是帝师、大学士、太子太保的老臣身份。上联出自《论语·里仁篇》，“里仁篇”讲“仁”，以“仁为美”。仁者爱人，仁是儒家学说的核心，即可上升为“道”。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表明一个人，倘能成为仁人君子，倘能听闻“仁义道德”，即使“朝闻夕死”，亦死而无憾。这在理解上是丝毫不存在任何问题的，人们至今还经常引用。但是，作为早年荣耀、晚年差跌的翁同龢，用在这里就当有字面以外的意义。我们回看张謇的日记，张謇用了“下语微婉”一语。微婉，是精微而委婉，隐曲有讽喻。说的是语涵褒贬，言在此而意在彼。因此，翁同龢的意思应该是另一层面的自我表白，其大致是：前半生，承儒学，践君臣之道，尽邦国之怀，社稷或有影迹，百姓当有视听；纵晚年受屈，亦死不足憾。尤其表现了其对道（借指君王朝廷）之忠，至死不变，这自然也是说与光绪皇帝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