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七七七年，卢梭去世的前一年，在一本书里这样写道：“经过十年的寻找始终没有找到一个正直的人：经过这一切之后，我认为，现在是到了吹灭我手中的灯笼、大叫一声‘世上再也没有公正的人’的时候了。”（《一个孤独的散步者的梦》，李平沤译，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105页）熟悉古代思想的人们，想必会在“灯笼”的意象中看到古代犬儒第歐根尼的形象，因为这位哲人曾在大白天举着灯笼找人。跟同时代其他启蒙思想家一样，卢梭深受古代思想影响。在一连串古代哲人的名单中（加图、苏格拉底、第欧根尼等），卢梭与第欧根尼的关系尤为特殊，也最耐人寻味。

一方面，卢梭虽然自比第欧根尼，但相较于其所推崇的苏格拉底与加图，第欧根尼在其作品中被提及的次数并不多，有时甚至以负面形象出现。比如卢梭认为，与其他好出风头的哲学家一样，第欧根尼靠言论上的惊世骇俗博得虚名（见《纳索西斯》序言）；但另一方面，卢梭作为犬儒主义者的形象却成为十八世纪文人的普遍共识。其对手伏尔泰称卢梭为“第欧根尼的狗，或更像是那条狗的杂种后代”；其欣赏者康德则称他为“精致或狡猾的第欧根尼”。尽管该指称背后的立场几近分化，但不可否认，卢梭思想与行为或多或少沾染了犬儒的特征。

那么，卢梭为何会博得第欧根尼的名声，又为何对实践犬儒哲学缺乏信心？卢梭与古代犬儒的关系，一定程度反映了古代犬儒哲学在十八世纪所遭遇的挑战与困境，而该时代也被认为是古代犬儒哲学（Cynicism）蜕变为现代犬儒主义（cynicism）的关键时期。用学者莎伦·斯坦利（Sharon A. Stanley）的话来说：“卢梭预见了一个变迁的过程，在此过程中，犬儒主义摆脱了它的古代含义，显出了它的现代面貌。”尽管有关古今犬儒主义的异同，学者们已展开了不少探讨，但鲜有分析指出这一变迁为何发生。或许通过对卢梭困境的考察，有助于增进我们对于犬儒主义古今变迁的认识。

二

从严格意义来说，犬儒哲学并不是一种哲学，而是一种“哲学论辩被减到最低程度的哲学”（皮埃尔·阿多语）。与同时代的其他哲学相比，其以“作为生活方式的哲学”彰显于世。公元三世纪第欧根尼·拉尔修在《名哲言行录》中收录了当时犬儒哲学代表人物第欧根尼等人的奇闻轶事：他们刻意厚颜无耻地生活，鄙视金钱与礼节，不畏权势和舆论，因为他们相信，自然状态要优于文明的陈规旧俗，他们的生活旨在“污损货币”。如果说苏格拉底倡导以哲学思辨的方式对生活进行审视，那么犬儒则干脆通过自身的生活来实现对既定生活的批判，其与世界的决裂是极其彻底的。为此柏拉图曾称第欧根尼是“疯了的苏格拉底”。

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在一九八四年为法兰西学院开设的课程中指出，犬儒式的生活是一种特定的“直言”（parresia）的生活，即通过一个人的生活来践行真理，他认为这是古代犬儒哲学的核心所在。他将犬儒哲学归结为四个重要特征：没有掩饰的生活（uncealed life），没有混杂的生活（unalloyed life），正直的生活（straight life），以及自主的生活（unchanging life）。透过这四个特征，我们不难在卢梭身上发现类似的特质，他对于抽象的哲学思辨毫无兴趣，不惜以一生作为代价来践行自己坚信的哲学：“他们的哲学是对别人宣扬的，我需要我自己的哲学。”

一、没有掩饰的生活。古代犬儒追求的真的生活是没有掩饰的生活，不会脸红的生活。他们敢于冒犯社会风尚，并有勇气承受舆论攻击。卢梭在《忏悔录》中也提供了大量的“无耻”轶事：变态式地喜爱朗贝尔西埃小姐对他的惩罚，回忆摩尔人的性骚扰，记录自己偷窃和手淫的故事，当然还有坦率承认将刚出生的孩子送进育婴所的过错。“没有哪个哲人像卢梭那样告诉我们那么多关于他两性生活及其怪癖的事。”（阿兰·布鲁姆语）当时就有评论认为，一个作家这样不负责任地公开私生活的做法是“犬儒的和无礼的”。

二、没有混杂的生活。古代犬儒追求过一种与外在的东西缺乏联系的、独立的以及守贫的生活。他们是背井离乡的流浪汉，终日靠乞讨为生、四处游走的乞丐。第欧根尼在看到小孩吃饭喝水不用器皿时，就把自己的饭碗水杯统统扔掉。卢梭在生活中也刻意追求贫穷。他刻意远离社交圈与文学界，拒绝国王的年金，选择抄乐谱为生，决意“永远抛弃任何发财和上进的计划”，“在独立和贫穷中”度过他的余生。

三、正直的生活。古代犬儒试图过一种符合自然的生活，任何约定俗成，任何人的规定都不能被犬儒的生活接受。卢梭不仅在他的作品中表达了“自然善好”的观念，对以科学、艺术以及上流社会“文雅”（politeness）风尚为代表的文明事物给予强烈批判，而且他还在生活中实践一种与社会风俗有别的生活。其最为醒目的犬儒式举动是选择孤独隐居，远离大城市与社交界，穿上与时尚相悖的亚美尼亚服装。

四、自主的生活。古代犬儒追求一种摆脱了变化、变质和堕落的生活，试图生活在自我的一致性之中。第欧根尼为自己而快乐，在自己身上找到真正享受的源泉。这种对自主人生的追求，也是卢梭的执着追求。他曾这样写道：“排除了任何其他情绪的存在的感受，它本身就是一种珍贵的满足与和平的感受，对于一个能够摒弃不断分散我们对它的注意力，并在当下扰乱它的甜蜜的所有感官的、尘世的印象的人来说，单单这种感受就能使得他的存在更为可爱和甜蜜。”

由此可见，卢梭的思想实践中包含了相当的犬儒因素，其在生活立场上确实试图向古代犬儒看齐。但同样不难见出，卢梭在很多方面对古代犬儒有所偏离。与古代犬儒的公然无耻相比，卢梭式的无耻常常只是为了克服羞涩：“由于我那种无法克服的愚蠢而扫兴的羞涩，我不懂得礼节，就装作蔑视礼节。”他常常感到自己无法像古代犬儒那样摆脱外在的事物，实现彻底的自足：“我们更美好的存在是相对的，是群体性的，而我们真正的‘自我’并不完全在我们自身。”（《对话录》）最能彰显卢梭与第欧根尼差异的，体现在他们面对权力的不同态度与方式。第欧根尼与亚历山大对话的故事众所周知：有一次，他在克拉涅俄斯晒太阳，亚历山大走过来站在他旁边，说：“向我请求任何你想要的东西吧。”第欧根尼回答道：“别遮住我的阳光。”卢梭则在《忏悔录》中提供了另一个类似的对话版本。那是在他的《乡村卜师》上演之后，国王对他的召见：

我很想既不放弃我已经习惯的那种严肃的态度和口吻，同时又能表示出我对这样一位伟大的君主所给的荣宠深知感戴，因此我就应该在堂皇而又恰当的颂词中蕴藏一点伟大而有益的真理……一到他面前，我预先想好的话一句也是想不起来的……我也就免除了年金会加到我身上的那副枷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