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八月见》，是加西亚·马尔克斯创作序列中堪称劫后余生的一部。正如弥留之际的弗朗茨·卡夫卡，仍然不忘叮嘱好友马克斯·布罗德务必将其所有手稿付之一炬一样，宣布封笔后的马尔克斯，也隔三岔五地就对儿子们提醒，“这本书（《我们八月见》）不行，得把它毁了”。好在“抗命”的布罗德已经垂范在前，巴尔恰兄弟几番纠结之后，还是决定悖逆一次父亲大人的指令—把评判作品“行与不行”的权力交给读者。于是，长篇小说《我们八月见》才得以在马尔克斯逝世十年之后重见天日。

一

在常规观念中，专注于爱情写作的作家，似乎都会被归结在通俗作家的行列。不过，马尔克斯倒是对此毫无忌惮，他不止一次地在访谈中声称：“在某种程度上，我所有的作品都是写爱情。”事实也确实如此，在《百年孤独》《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等早期作品中，爱情的叙事就接踵而至，只不过彼时的马尔克斯对爱情的书写都还夹带着魔幻现实主义的味道，诡谲的感情、乱伦的关系、野蛮的性侵……“爱情”只不过是马尔克斯书写苦难拉美的一段剪影。而到了《霍乱时期的爱情》《苦妓回忆录》《我们八月见》等“后诺奖时代”作品中，马尔克斯对爱情的书写则更为深沉、更显轻松，也更加纯粹，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我想是年龄使我认识到，情感和柔情，发生在心里的那些东西，终归是最重要的。”

为作品溯源，其过程本身就充满趣味。在作为《我们八月见》附录的“原版编辑手记”中，编辑克里斯托瓦尔·佩拉回忆了秘书莫妮卡曾经在马尔克斯书桌抽屉里发现过两份手稿，“一份的标题是《她》（《苦妓回忆录》），另一份是《我们八月见》”。而在此之前，《我们八月见》的不同章节虽然多次以短篇的形式分别发表，但这本“秘密创作”的长篇小说，却从未在马尔克斯的任何访谈和媒体报道中有所提及。只是在一段一九九七年的访谈中，马尔克斯被问及“您现在手头上有什么工作”时，无意间提到“我在写三部曲，每本大概两百页左右。主线就是老年人之间的爱情”。如今回溯起来，我们可以推知，马尔克斯所说的“三部曲”，包括了《苦妓回忆录》和《我们八月见》，至于还有一本“未知之書”，它最终有无付诸笔端还是仍被压在箱底，就不得而知了。

马尔克斯曾经饶有兴趣地谈论过《霍乱时期的爱情》的创作起源。其中之一就是他曾在报纸上读到过的一则新闻报道：“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他们每年都会在阿卡普尔科相会，总是去同一家酒店，同一家饭馆，遵循同样的线路，就这样进行了四十年。”有意思的是，马尔克斯所提及的这篇报道，在《霍乱时期的爱情》中，并没有十分显性的体现，或者说，只是一种隐匿的情绪铺陈、想象牵引；倒是创作于多年之后的《我们八月见》，主要情节却几乎与此同出一辙。小说中，主人公玛格达莱娜每年八月十六日雷打不动地前往小岛拜祭母亲，也雷打不动地在岛上试图寻觅素不相识的男子。不难让人窥知，那则多年前的新闻，始终深埋在马尔克斯心底，即便是深受阿尔茨海默病折磨，并遭遇严重的记忆力衰退，他也决心一定要把这部“顶风破浪克服万难”的作品创作完成。

二

《我们八月见》讲述的是一位循规蹈矩的妇女的出轨。早在小说伊始，马尔克斯就介绍：“她已经四十六岁了，结婚二十七年，婚姻关系和谐，有一个深爱她、她也深爱着的丈夫。”这样风平浪静的婚姻状态，似乎与“出轨”格格不入；作家如此制造意外，也常常会被嘲讽为内心扭曲或是心生嫉妒。然而，借用叙利亚诗人阿多尼斯早期的一部论文名，写作者的价值正是体现在对于“稳定与改变”的聚焦上—在“沉睡的稳定”中，积极放大可以超越其上的不稳定因素，进而塑造出新的稳定性。

《我们八月见》的故事，是马尔克斯本人从未涉猎过的题材，但倘若放置在世界文学的版图之上，却绝非孤案；南非作家J. M.库切的短篇小说《故事》和爱尔兰女作家克莱尔·吉根的短篇小说《南极》，都曾以女性为叙事主体，建构过类似的性冒险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