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舅走了，留给我们一堆谜，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一言难尽。在我老家约定俗成的称谓中，“老”也是“小”，老舅是我的小舅。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姥姥的家在洪集老街的中心位置，坐东朝西，最南边是两间高大的房屋，这两间房屋好像没有派上实际用处，权当门楼和杂物间，估计盖这两间房子是准备用作店面的，后来“割资本主义尾巴”，取缔私人生意，这两间大房子才被当成过道。但这两间房子，也暗示我们，姥姥家过去是比较富裕的，因为姥爷做生意。穿过两间大房子再往北，是一个玲珑小院，院子里有一个砖砌的花台，种植有月季和芍药等花卉。姥姥家的堂屋是坐东朝西的，堂屋往北，要穿過一间房子，小时候我和老姨家的两个男孩儿任家杰、任家明，都在这间房子住过。常常是夏天，我们几个孩子玩儿疯了，不回自己的家，都挤在姥姥家这间过道似的房子里，躺在一张竹席床上讲故事。姥姥把这间房屋命名为“狗窝”——老家有句俗话，外孙是姥娘家的狗，前门撵，后门走。从“狗窝”再往北，有一个神秘的房间，仅有朝北的一个木格小窗户，窗前有一棵樱桃树，那便是老舅的卧室，里面有几个装书和装衣服的箱子。我印象特别深的是，老舅的房间还有无线电零件，以及其他一些象征着科技文明的稀罕物件。

以后我听说一件事情，好像是“文革”之初，正在叶集中学读书的老舅在学校背了个“三家村”的名义——成员有许景环（罪状是“地主成分”）、朱德林（罪状是“好讲话”）、我老舅胡纯声（罪状是“不讲话”）。这个“三家村”是什么意思，有什么后果，那时候不清楚，记得听父母议论过，反正不是什么好事。年纪稍微大一点儿才知道当时北京有个“三家村”，因广播电台节目《三家村夜话》得名，成员是邓拓、吴晗、廖沫沙。老舅有幸成为当地小镇的“三家村”成员，让我们小辈既感到惶恐，又感到神秘。

学校“停课闹革命”，老舅等中学生无所事事，在老街经常三五成群，喝茶（估计是水）聊天。大约郁郁不得志，有段时间，老舅极其寡言少语，真的到了惜话如金的地步，连吃饭都要姥姥反复催促，上了桌子一言不发，吃完饭放下饭碗就走，回到他的斗室，读书或者拉二胡，以至于我的姥姥和姥爷担忧老舅得了某种精神病。

老舅当然没有精神病，他之所以少言寡语，是因为他感觉无聊，无话可说。年轻时的老舅有远大的理想和抱负，也很清高，他关心的都是国家大事，还有招生招工的消息，不屑于议论家长里短。后来他下放了（城镇户口转为农业户口，就地成为农民），在洪集老街西边的金银生产队开碾米机，在震耳欲聋的环境中工作了两年。

老舅很敬业，也很钻研，学到一些电工和机械知识，偶尔会跟我们讲讲。两年后，老舅被招工到龙潭粮站，成了一名恢复城镇户口的工人，凭借他的聪明才智，加上他踏实勤奋的努力，很快就转干当上分站站长，不久又升任扈胡区站站长。记得那期间他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古镇春色》，讲述扈胡小镇的发展历史，文笔优美，故事生动，在六安地区广播电台播出后，让正在读初中的我为之产生很多幻想。那以后，老舅过了几年顺风顺水的日子，还同漂亮的公社副书记、上海知青郝玉兰谈了恋爱，自尊心和信心都得到了满足，话也渐渐多了起来，工作上更是大显身手，没过几年，就调到县里当了粮食局的副局长。

老舅年轻的时候，不仅高大帅气，才华横溢，而且沉稳持重，是我们兄弟姐妹心目中的偶像。我的父亲，是我姥姥家第二代人中最早从政的，他曾经预言我老舅在政治上很有前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