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多年前，我在东方出版社出过一本金庸先生的评传，计划修订再版，恰逢金庸先生百年纪念，香港《明报月刊》第三期，集结了十位学人的特辑，“侠之大者——金庸百年诞辰纪念”。主要介绍金庸小说的版本，大体有六七种之多，而非我们印象里的三个版本。评论家陈墨则回忆如何协助金庸修改最后一版的情节、内容等。金庸修订小说的目的在于，希望尽量减少一些自己想来会脸红心跳的错误。有的改过了，譬如黄药师对梅超风暗生情愫，段誉和王语嫣未成眷属等，都是很有意思的话题。

北京台《编辑部的故事》栏目记者，也找我进行了近一小时的采访直播，纪念百年金庸。其中有两个特别受关注的话题，一个是金庸为何要去剑桥读博，一个是金庸小说里有没有融入自己的影子，有没有他对某种理想人格的追求。我在这里，继续说说这两个话题。

为争一口气去剑桥读博士

金庸读博，有几大原因。一是他高中毕业后，同时考取西南联大、四川大学等，最后选了不花钱的中央政治学校。成绩优异，但由于看不惯校内国民党学生“特务”殴打同学，向学校投诉，打抱不平，进而对校方加以指责，被学校劝退。所以他正式的大学生活，只有一年多，没拿到文凭。

更主要的原因在于1999年，他受聘担任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博导。这个博导却是史学专业，比较尴尬。因为我们说王蒙先生在中国海洋大学当文学院院长，定位是文学，著有《红楼启示录》，成就斐然——我认为这是讲解《红楼梦》最透彻、到位的作品。他当院长、带博士，没有问题。金庸先生却没有相应的历史学论文或著作，起码历史学界不认可。复旦大学葛剑雄教授就说，据他所知，中国史学界没有人认为金庸是历史学家。宋史专家、浙大教授何忠礼则披露，金庸博导资格历史系没过，但学校层面通过了。

反对金庸当博导最激烈的是南京大学原副校长、戏剧学家董健教授。这位先生我熟识，做学问扎实，为人和善。2000年，南京大学邀请金庸先生讲演，董先生全程参与接待。董先生说，“我也很喜欢金庸的武侠小说，但他只是一个武侠小说家”，金庸却一再强调他是历史学家。南大本想请他讲小说，他坚持要讲历史政治。结果讲演里有一些知识性错误，学生不停地哄笑。南大历史系教授认为金庸先生的水平别说当院长，当副教授都不够。

这些话在媒体发表后，金庸先生不快、不服。这涉及一个问题，那就是什么是“历史学家”。历史学家和历史学学者，在自视甚高的金庸眼里，是两个不同的概念。2005年，他对记者说：“历史学家和历史工作者是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