愧疚的鸡蛋捞面

1977年春天，我17岁，高中肄业，便靠着父亲是公社干部的关系，到三十公里外的红卫公社当临时工。因为我年龄小，又因有父亲的关系在，公社工作组下乡时常常带上我。我们工作组下乡，唯二的出行方式就是步行和骑自行车，大部分的人没有自行车，只能步行，出门时都是自带铺盖，晚上住在村里提供的集体大房间。

记得那一年夏季上郭家岗村驻村，主要任务是帮助夏收夏种、防火防盗，更重要的是保证完成公粮的上交任务。郭家岗村离公社不到十公里，也有土路相通，估计几天就能回来一次，我们都没做长远打算。谁知那一次带队的是部队上转业的政法主任孙廷秀，他作风特别强，能力特别强，党性特别强，到了以后，他向村干部表态，完不成任务决不收兵回营。

当年驻村，最难受的是吃饭问题，而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办法就是吃派饭。吃派饭，就是根据大队（村里）安排，指定驻村干部一人或几人到某个农民家吃饭，农民做什么吃什么，吃过饭按规定一天给农民留下一斤粮票、五毛钱。

郭家岗村和当年的许多农村一样，户户穷得叮当响，老百姓一年四季糠菜半年粮，除了吃红薯，大部分都还吃糠，蒸红薯面窝窝时掺上糠，所以叫糠窝窝。农民不过年不过节，谁也不舍得改善一下生活，因为生产队分给的那一点点口粮，精打细算，抠抠搜搜能撑到来年就不错了。

当年虽然穷，我们这些“公社干部”在家或在单位，一般一个星期或十来天，是能吃上一顿面条的，而谁也没想到，驻进郭家岗快一个月了，竟然没吃上一顿面条，大家最大的期盼就是吃一次面条。可以说，吃不上面条已影响到队伍的稳定。

怎么办？那年头十里八乡没有一个小食堂，别说没钱，就是有钱也买不上。

突然有一天，孙廷秀队长告诉大家，他要让大家吃上面条，而且是鸡蛋捞面条。我的天哪！鸡蛋捞面条，在这一贫如洗的小山村，谁家会整出鸡蛋捞面条？

就在孙队长放出“大炮”，大家都垂涎欲滴后的两三天的一天上午十来点钟，孙队长叫齐我们，很自信地告诉我们：“今天上午鸡蛋捞面条！”然后，孙队长带领我们向着村南较高处的一户人家走去。

快到人家大门口时，孙队长说累了，坐路边休息一会儿。还没坐下三分钟，一阵“咯咯哒”的母鸡下蛋后的叫声传来，孙队长忙站起来，用手一拍他那蓝色的公安服，说：“走！”

很快，孙队长带我们进入了这家农户。那时农村不关大门，都是进到院里才喊人。进院后，只见一个五十来岁的农妇正从鸡窝里收罢鸡蛋，满脸慈祥，左手里还托着三个鸡蛋，地上的四五只母鸡还在院里跑。见我们进来，大娘停下回屋的脚步，站在院当中，看着我们。没等大娘问话，孙队长便开腔了：“老嫂子，我们是工作组的，按大队安排今天上午在你家吃派饭，就吃一顿！”

大娘一听，高兴地说：“好啊！好啊！别说一顿，两天都行。你们先忙工作，我这就去蒸窝子，熬米饭。”

孙队长忙说：“老嫂子慢走，我想跟你打个赌？”

大娘笑笑说：“您是公社干部，俺一个老农民，妇道人家，头门不出，二门不踩，又没文化，咋敢给您打赌？”

“没事！老嫂子，打个赌看看你的水平，不难，很简单。不过，我有一个要求，你赢了我听你的，我赢了你听我的。”

“好，那您说吧！”

孙队长放慢节奏，一字一句地说道：“老嫂子，你猜我今天晌午想不想吃鸡蛋捞面条？就猜这个，就赌这个！”

大娘反应了过来，举起右手点着孙队长，扑哧一声笑了：“您这个干部啊，就是点儿多，吃派饭还点饭，还不直说，还拐着弯儿忽悠群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