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刘东黎，哈尔滨人，东北师范大学毕业，资深出版人、编审。著有《北京的红尘旧梦》《月涌大江流》《印象玫瑰》《江河在上》《黄花落 黄花开》等多部作品。
最后的簪缨士族，翰墨书香，诗酒酬唱，天下斯文尊北斗
百余年高华门第，名节未改，国士无双，家国心事付残阳
——作者题记
说到同光已惘然
1
乌衣巷口，夕阳已斜。
1964年，陈寅恪先生在完成《柳如是别传》后，生命已进入垂暮之年。双目失明的老人开始越来越频繁地回想父亲陈三立那些错落叠加的故事。回头遥望义宁陈氏的苍茫来路，时光的流水已经模糊了很多兴衰故事，散原老人带着萦绕于怀的生死歌哭，走过几个时代的匆匆场景，逐渐消失在岁月的深处。
在多重历史叙事的覆盖之下，陈三立的萧然背影，在后世已经变得模糊不清，但有一个“旧巢痕”的意象，却在陈寅恪的心中始终挥之不去。《寒柳堂记梦未定稿》便以一个“旧巢痕”的意象起兴，这个词见于散原老人1901年所作《书感》一诗，其中有“飘零旧日巢堂燕，犹盼花时啄蕊回”之句，显见脱胎于刘禹锡《乌衣巷》中“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寓意着中古士族的没落，其“物是人非”之寓意，一再触发寅恪先生的家国旧情与兴亡之感。水流花谢，山河苍老，一代大师感怀身世，不能自已。
和许多出身旧日士族的现代知识分子一样，寅恪先生确曾有过一个“幼承庭训”“诵咏之声不绝”的温暖“旧巢”。故园乡关难见，仅有“旧巢梦痕”存于血脉之中，远望可以当归，长歌唯有当哭，松门松菊是哪年的梦呓？且认他乡作故乡吧。以义宁陈氏之清门雅望，陈寅恪从小接触的那些老派人物傲岸雅健、文采风流，确实是中国传统文化最优美的精粹。回忆是一种文化慰藉，中国文化传统重祖训重传承重文脉重诗教，在《寒柳堂记梦未定稿》中，那些流连觞咏、畅叙终朝的雅致时光仍依稀可见，父祖辈的家学传承、子弟志行，便是从中涵泳孕育。
家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具有本体论地位，自东汉以后的学术文化，重心不在政治中心之首都，而分散于各地之名都大邑。于是“公立学校沦废，学术之中心移于家族，太学博士之传授变为家人父子之世业”；形成了“所谓南北朝之家学者”，地方士族成为学术重心，成为学术文化重要传承单位，大族盛门乃为学术文化之所寄托。家族不再仅仅被看作是社会组织的概念，而是文明的一种基本机制。
是以学术文化与大族盛衰不可分离。在翰墨书香的陶冶中，也必然会形成相对安宁封闭的文化空间，花晨月夕，雍雍如也，洋溢着高雅的艺术气息，以及某种与市井情貌宗风迥异的价值尺度，如世胄气息、才学倜傥、义气清标、傲岸风骨、特立独行等。
在家族文化链的延伸中，家族女性也在教育、培养后代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带来家族之间家学传承的互补与强化，又讲求门当户对，于是又形成了文化世家之间龐大的姻娅网络，于无形间又实现了婚姻的文化衍生功能。
“寅恪幼时读《中庸》至‘衣锦尚<＼＼dtp-server＼制作文件存储＼期刊＼当代＼2024年当代＼絅.eps>，恶其文之著也’一节，即铭刻于胸臆。父执姻亲多为当时胜流，但不敢冒昧谒见。偶以机缘，得接其丰采，聆其言论，默而识之，但终有限度……”（《寒柳堂记梦未定稿》）父子两代感受生活和时代的风格都是史家的“以古证今”，就是使某一事件通过类比于之前的历史阐释而生发出新意义。作为陈三立之子，连在写作风格上“喜用冷僻故实”和“寄托遥深”两个侧面，陈寅恪也完全是一脉承之。“家国旧情迷纸上，兴亡遗恨照灯前”；乱离之悲、家国兴亡之感，同样为陈寅恪在诗歌中反复咏叹。
陈三立在民国时代以气节学识、道德文章著称，在后世却被打上“遗老”之名，正是由于其对封建家族制与宗法制的认同与留恋。但却少有人能够洞察，中国家族文化自屈原、司马迁以来，一直存在一种“家国一体”的风骨流韵，千年以降，这种文化精神早已扩展为中国士人的执拗情怀。所谓家齐而后国治，中国文化全部都是从家族观念上筑起。章太炎也有过类似的看法，认为要维护民族血统之绵延，关键就在于修谱牒，作氏族志，只要谱牒不坠，姓氏可辨，族人和睦，家风整肃，民族就不会灭亡。士族之特点在于其门风之优美，不同于凡庶之于高官厚禄的想象，而优美之门风实基于志行、学业之因袭，两晋、南北朝之士族盛门，考其原始，几无不如是。此与陈三立“保种保国”的思考不谋而合。
寅恪先生自1945年起双目失明，不能再看史料，所以对其擅长的魏晋隋唐史领域无法再继续研究。而在此之前，当有研究生提出想研究晚清史时，陈寅恪也坦诚相告：“我可以指导你，其实我对晚清历史还是熟悉的；不过，我自己不能做这方面的研究。认真做，就要动感情。那样，看问题就不客观了，所以我不能做。”老辈仪型，流风余韵，如孤鸿落照，无语怆然，陈寅恪从政治史和制度史的前沿无可奈何地一退再退，学术生涯一再放弃，都在无声地表达着“家国兴亡哀痛之情感”，也与《寒柳堂记梦未定稿》中的“旧巢痕”有着某种对应性。
“大幕”已落，世情已薄。然而，历史不是照亮了过去而是照亮了现在。“丛菊两开他日泪，孤舟一系故园心”，家族的道德理想与人格要求，为陈三立提供了尘世罕有的圣贤君子之风教、人生之教益。陈家不是富可敌国的豪族，但显宦望族的荣耀繁华可以终结，陈三立的超逸才华、高雅风度、孤独心曲与传世诗文，影响了同光时代的文人生态，而且使带有浓重亲情化、世袭化色彩的家学世业绵延传衍，同时形成一种恒定、绵延的深沉情感，一种在孤绝与沉默中坚守的精神气息，穿透时间的屏障，一直绵延至今。
2
国有史，州有志，家有谱。家谱记录了家族的历史渊源、迁徙轨迹和世系脉络，修谱对家族来说意义重大。如果将陈三立家族的根系渊源、迁徙过程、聚落空间、婚姻关系、兴衰缘由，按一条既定的时空线索细细道来，会发现一条清晰的传承脉络，堪称中国文化史上的奇迹。
江州“义门陈氏”从宋代开始就以人才辈出、孝悌仁义、和睦乡里的敦厚家风闻名。他们恭敬隐忍，和谐相处，人口最多时聚族三千九百余口，有田三百余处，历世三百余年尚未分家，可谓渊源有自、传承有序、后继有人、兴废有证。
《汉书》有云：“遗子黄金满籝，不如一经。”东汉以后，世代读经、做官的名士世家，逐渐演变为士族。士族之特点正在其门风之优美，不同于凡庶，而优美之门风实基于学业之因袭。陈氏义门于唐末创立的“东佳书堂”，为当时全国最大的书院之一。流风之下，陈氏家学得以迅速而有效地发育与成长。不仅为本族子弟提供受教育的机会，亦招纳四方英俊，一时出现了“江南名士，皆肄业于其家”之盛况。后代子孙也无不注重经学、史学、文学、艺术的累积传承，蓄厚发远，不乏声名远扬者。家族成员自幼就奠定了较好的品位修养，熔铸了独到的思维方式和行为准则。
“义门陈氏”后来奉旨分庄，其中一支迁入福建上杭。1730年，一个叫陈腾远的人，在客家人回迁浪潮的裹挟之下，携妻儿子女，离别了生存空间越来越窄的闽西，来到了地处幕阜山深处的江西义宁州。循流而知始，这就是“义宁陈”的发端。
从一定程度上说，世家就是世代相承的家规、家风。作为一家之行为准则、一家之法度精神，能于一家之私地，养成处世之公心，家风不可等闲视之。在漫长的历史中，义宁陈氏形成了以孝治家、德化乡里、兴学重教、兼济天下的良好家风。客家人克勤克俭、重视文教，谨守源自“义门陈”的家风，制定了“孝父母”“睦宗亲”“笃友恭”“忠君上”“端士习”“勤本业”“别男女”“戒溺女”等十二条家训。“忠厚传家”作为一种道德标准和价值观念，成为这个家族处世待人的家规家训。一代代子弟努力实践其谨严家教，恪守不逾，终于造就了陈家人才辈出的局面。
陈克绳是陈腾远长子。他为生计迁徙他乡，临行把父亲与自己所有书籍放在行李之中，耕读传家，据其墓志铭记载：“公年逾七十始循例入太学，以继先世科甲家声。”到陈克绳这一辈，虽无功名，但已经是在地方上获得相当尊重的士绅之家了。陈克绳把生活重心移向兴教兴学，以及“以诗书立门户”的家风培养，同时“用孝义化服乡里”，分立田租为膏火，修祠堂，出资架桥铺路，乡人无不敬仰，尊称其为“韶亭先生”，是十里八乡修身齐家的典范。《义门陈氏宗谱》谓其“治理家政肃内严外，合义门之规”，并记载了他举全家之力，创建“义宁陈氏”的第一所家学仙源书屋的事迹。
仙源书屋的创办，使陈氏家族的子孙扬眉吐气地走进了自己的家学，使地处僻壤的仙源传出了琅琅书声。为了保证仙源书屋的办学经费，陈克绳亲拨良田给书屋，以田租收入维系书屋的正常开支。每遇試期，陈克绳还会亲自带领子弟赴州及省城应试。这一切，无不印证着陈家先祖的不凡胸襟。
陈克绳生四子，其三皆早殁，幼子伟琳从小读书，“六七岁授章句，已能通晓圣贤大旨”，“及长得阳明王氏书读之，开发警敏，穷探默证”，在义宁陈氏的家族史上，陈伟琳是一个承先启后的关键人物。秉承义门遗风与父祖二代之学养熏陶，陈伟琳完成了义宁陈氏以农为生向以儒为业的转型。
“世家文化”非常重视基础教育，遵从勤俭、礼义、耕读的学风，陈伟琳对爱子陈宝箴的读书仕达关注有加，领头倡导捐建梯云书院，得到众士绅响应，遂在义宁州城购置田地，开工修建，“越数年而工竣”，第一个在义宁州城设立的客籍书院就此诞生，他不遗余力地引导怀远子弟求学，在地方上很受绅民敬重。
陈伟琳饱读诗书，化服乡里，乐善好施。其母体弱多病，为更好地照顾母亲，陈伟琳潜心学医，“穷极《灵柩》《素问》之精蕴”，后来施治四邻，疾者踵门求治，陈伟琳不问远近贫富，望色切脉，略无倦怠。
作为一地新兴家族，“义宁陈氏”举家迁居，既无祖上恩荫，更无显宦亲友，数代坎坷，终于落地生根，子嗣后裔日渐壮大，最后以名德重于乡里，历时世翻覆，不坠家声，光宗耀祖，诚属不易。1851年，陈伟琳的三公子陈宝箴参加恩科乡试中举，成为陈家第一个入州学的书生。如果说，陈家以陈伟琳为第一代精英的话，那么到了陈宝箴，就如同崛起一座高峰，成为家族中兴的一个标志。他是这个家族走出山乡的关键人物和重要节点，三代承风的文化世家由此诞生。
人才成长与家族文化关系密切，有什么样的家学门风就会造就什么样的人才。文化的薪承火继并不靠物质的奢靡，士大夫之志趣学术，真有不同于人之处，则为树立一种风范于家庭，必将有流风余韵，传之子孙。陈三立家族的魅力，自然不在于宅第豪华、轩堂大院、玉盘珍馐、轻车暖裘这些排场。这是一个以自身的文化品质自豪、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高华家族，安居于寻常巷陌、斜阳草树之中，家族成员皆能以慎行事、以谦待人、以德为邻。
官宦人家子孙，最忌讳就是染上官宦人家的习气。陈家身处乱世，更是懂得居家之道应以戒奢侈为要义。家仆、三餐、衣饰、婚仪并不突出其清贵与雍容，《寒柳堂记梦未定稿》中就称：“吾家素寒贱”；“只是勤于耕读，崇德尚廉，以求生存发展，并非人言‘富贵人家’”。奢侈其精神而澹泊其物质，学术才是文化家族安身立命取荣保泰的不动产。
修身首先是从家庭教育开始的，并最终影响到社会。从陈三立家族的教育理念来看，他们将“诗书继世”作为一种名山事业和文化标识，这样的家族一旦突破地域阶层的限制，进入家国天下的层面，必然不会“汲汲于当时之名”，而是追求名节无疵，若为官一任，必劝农桑，兴教化，赈孤独，奖节孝。所谓“蓝凤非竹实而不食，非梧桐而不栖，凤有仁德之征，竹有君子之节”（《义宁陈氏宗谱》之《凤竹堂记》）；就是勉其子孙以节为贵，涵养高洁的品行与有所持守的精神。
如此这般，家族成员的眼光、视野与做派，也必然是天下性的。例如与前期义门陈氏创立的东佳书院主要面对族中子弟不同，陈伟琳创办的书院，已然是出于为国培养贤才的目的。而在之后的时代变迁中，在国家兴衰的关键时刻，这个家族的忧患意识愈显强烈，如在陈三立的诗作里常于风光霁月之时，忽有悲愤生民流离、悯乱伤怀之心，足见其民胞物与之情怀。即使处江湖之远，位卑未敢忘国忧，每有非常之举。
经过几代人的繁衍和艰辛创业，从陈克绳到陈三立，四代人都创办学堂，延请名师，注重孝道，构筑了清醇悠远的家族历史之基石，承前启后，继绝扶衰，从而家传绝学得以传承不辍并发扬光大。
陈家兄弟均关系融洽，兄友弟恭，互为扶助，情深谊挚，家中成员也深谙守成之难，承袭先祖遗风，各代重视孝悌门风，饱含醇厚的亲族之爱。陈三立六岁时就与伯父陈树年的长女德龄入邻塾读书，当时“佣者左右肩负入塾，及夕又共负以归”；其后又与弟三畏同学于四觉草堂，打下幼学基础。陈三立与三畏手足情深，对于幼时一同读书更是印象深刻。二十多年后，三畏不幸早逝，陈三立在《弟绎年义述》中记载了兄弟二人当时在四觉草堂读书的情形：
方春夏时，风雾合雷雨飘震楼壁，危动群山沉沉然，余则持君，瑟栗呼：“弟无恐。”君阳高吟，杂以笑语，欲以乱吾意。此俱为儿子寻常耳，自今思之，天穹地辽，何可忘也？
1915年秋，陈三立来到西湖，遇到陈曾寿，看到这位诗友奉母隐居西湖十余年，觉得既可养亲，又可全性，内心无比地赞许和羡慕。在《南湖寿母图记》中陈三立写道：“今日之变矣，政沸于上，民掊于下……求偷为一日之乐而不可必得。当是时，如仁先兄弟者，尚能娱亲于萧远寂寞之滨，优游回翔，寤寐交适，冲然与造物者俱，不复知有世变然者，不可谓非幸也。”当时散原老人命如飘蓬，如同避秦的桃源隐士一般，最羡慕的，还是无忧无虑、不知世变的娱亲之趣、孝悌之心，因为那是家的全部含义。
流连于陈三立家族史中，常会有一些知名人物与我们意外相遇，他们或是政界精英，或是诗界名流，或为书画大师，或为梨园泰斗，但他们此时的角色却是很亲和性的，有的是陈家的朋友，有的是陈家的亲戚，有的是陈家某人的同僚，有的是某人童年时的同窗。总之，那是些与正史所载迥然不同的侧面，无疑给我们平添几分意外的惊喜，同时也为我们对这些历史人物的认知，提供了新的视角。
“世家”主要指父系宗族，但因联姻的缘故，也涵盖了母系妻系等在内的广义家族体系。武宁人士罗享奎与陈宝箴一同中举，罗享奎授官四川雅州知府，他将女儿嫁给陈三立为妻，是陈三立的原配夫人，罗家遂与陈家结为儿女亲家。陈三立是陈寅恪的父亲，罗氏夫人所生为陈寅恪的长兄衡恪，不久即逝世。陈三立续配湖南知府俞文保的女儿俞明诗为妻，陈寅恪为俞夫人所生。陈家与浙江的文化名门：俞家的姻亲关系这时已定下。后来，俞文保的孙子俞大维又以陈三立女儿陈新午为妻，其子俞扬和与蒋经国女儿蒋孝章相恋成婚。俞文保之子俞明颐迎娶曾国藩的孙女曾广珊为妻，俞文保孙女俞大彩则嫁给了学者傅斯年。
陈三立家族家风的形成，与姻亲们的参与和影响分不开。单就子女教育而言，作为母系一方的言传身教，就其影响力而言，并不逊于父系一方。更重要的是，这个家族的姻亲关系，把颇有影响的几大世家联系在一起，名门相望，这是近代家族繁衍昌盛壮大发展的特色，也使得陈家醇厚的家族风气更加泽被深远。
每个文化世家多有自己的文化个性，如果将这些个性组织起来，又构成了一个强有力的文化共同体。如果再加上师友、交游，就几乎是一部以陈三立家族为中心节点的精英文化网络，几乎囊括了中国大半个世纪各个时期文化精英的人文生态圈。当更多这样的圈层组合起来，那正是华夏民族的文化故土。
在同光年间，范当世与陈三立并为诗坛领袖，范、陈两大家族又同为近代知名之诗文世家，可谓双峰并峙，而两位大诗人互相敬慕、引为同怀，不仅诗路接近，更是好友兼儿女亲家，范当世之女孝嫦适陈三立之子陈衡恪，两家遂结成通家之好。
范当世与陈三立的心曲相通、声气相投，前人亦有过记载，掌故专家徐一士曾云：“综览《散原精舍诗》，所最推许者，当属通州范当世肯堂，集中投赠独繁而挚。一作云：‘公知吾意亦何有，道在人群更不喧。’又曰：‘万古酒杯犹照世，两人鬓影自摇天。’此‘使君与操’之胜概也。”（见《一士类稿·谈陈三立》）意指陈三立对范当世的诗艺极其叹服，引为知己对手之意。陈宝箴辞世后，陈三立约请范当世撰写墓志铭，《故湖南巡抚义宁陈公墓志铭》备述陈宝箴一生风云，意蕴高古清健，颇具桐城文风之华彩，读之令人击节。
成德起自困穷，败身多因得志。陈三立家族一代代接踵前修，涵养浩气，较高的家庭素质与家庭幸福感，促其子弟立志重德而安其身，廉洁自爱而主其行，构筑了勤奋节俭、安土重迁、低调中庸、善于妥协的传统，具有了“以天下为己任”之胸怀，涵养了卓荦群伦之识见、汪洋恣肆之才华，形成了价值不假外求、不尚内部争斗、远离宗教狂热之学人习性。即使生于忧患之期，长于动乱之世，家道中落时也并不必然走向衰亡，而是如草蛇灰线、地下伏流般地繼续流衍，蕴含着一种处变不惊、健行不已的精神力量。
3
陈三立少年博学，嗜书如命，才识通敏，倜傥有大志。年才二十，文已斐然。成年以后，慷慨任气，磊落使才。自弱冠而随家人侨居湘中开始，陈三立在其后十余年的时间里，基本上过着从湖湘诸老问道，以及和朋侣诗酒唱和、优游卒岁的安逸生活。
从其早年之行迹来看，他考中进士之后旋即离职，“未尝一日居官”，在湖南新政期间也甘于仅在幕后参赞筹划，可以看出他似乎无心仕途，甚至厌弃功名利禄。
在朝为官，难以真正获得优裕闲适的心境。明清时代，士大夫阶层易遭摧折，比起父亲陈宝箴，陈三立似乎更有些与君统疏离的价值取向，几乎是全然不以功业为重。不过观察其后来在湖南的作为，会发现他这样相对边缘的身份，反倒可以获得有限度地推行德政、变革社会的权力，得以在小范围内践行“独善其身”与“兼济天下”相融合的人生理想。这样理想的生活模式是既能有所作为，又可以保持精神的相对自由和人格尊严。其实这正是中国士人“兼济”与“独善”理想的融合贯通。
然而甲午变局，给陈三立等中国士人造成了至为沉痛的心理创伤，整个知识阶层都感受到了这一场浩劫所引发的思想冲击，甚至成为刻在血脉里的深深烙痕。陈宝箴变法图强的迫切心理、梁启超此后激进的政治立场、几代士林学人的学术进路、经世心愿……那种家国孤愤，纵然沧海变异，再也无法改变。而陈三立也再不是那个从容于涵泳艺文、流连诗酒的官宦子弟，而是完成了他与国家现实的一次深入证悟，从此虽厕身末世，但仍充满用世精神。
在这一点上，有一事可资佐证。在挚友易顺鼎奔赴台湾抗倭之时，陈三立奉母留寓武昌，成为易与内地主要的联络人。在易顺鼎的《盾墨拾余》卷四《电信》当中，保存着十余条陈三立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六月至九月间的发给他的电函。电函的内容表明，当时身居武汉的陈三立满怀忧心，奔走在张之洞、谭继洵等重臣之间：
“源丰润栈易道台：望相机进止，饷难济。”（七月二十四）“已有密旨令南洋接济。”（八月十一）“次申有饷五万金可借解，顷恳敬帅即筹，妥再告。”（八月十四）“香帅覆电无奉旨接济事，京电系讹传。敬帅困司道阻挠，次申惮不具拨。可恨。”（八月十六）“敬帅受制，无可望……偕恪士速还。”（八月十八）“台事如此，万无救法，犹呼两帅。痛极……”（九月初三）
细观以上电文，字字包含腥风血雨。陈三立虽未如易顺鼎之亲临战场，但是他同样忧心忡忡，感同身受。事不可为，他内心的痛苦焦灼，跃然纸上。
家长对后代子弟的取名其实也富有深意，体现了家学家风，体现着家族对晚辈的期待和教诲。和陈三立关系最亲密的小孙女名为“流求”，二字正是台湾的古称；另一个孙女取名“小彭”，隐喻澎湖列岛（古时“彭”“澎”可以通用）。由是观之，这个名字亦与乙未割台有关。为家族中两个女子取名，依稀折射着陈三立父子潜意识里的家国旧梦。甲午年激荡的风雷，早已潜移默化于陈三立的血脉中，纵使事过境迁，那血与火构成的历史因缘如何能忘？
甲午之后，陈三立便以一片忠勇血忱辅佐父亲刷新吏治，不择毁誉祸福，指引最保守省份率先破冰，最先领略新文明的曙光，留下了令后人叹服的足迹。
在晚清政要谱系中，陈三立的父亲陈宝箴，算不上是最上层的核心人物，未曾飞黄腾达，也未膺寄中枢要津。但他出自客家人“棚民”之家，崛起于阡陌之中，凭借组织地方团练，维护一方平安的感召力在晚清危局中崛起，殊为难得。他由作幕入仕，从候补知县、候补知府、候补道员到实职道台、按察使、布政使，六十五岁官拜巡抚，从此成为独当一面地位显赫的封疆大吏。
在民族危难之际，他曾平定叛乱、抵御外敌、整顿吏治，也曾兴修水利、拯救饥民、创办实业、兴办教育。他追求的是“经世致用”，不愿意做一个坐地论道的书生。他与张之洞联名向光绪帝奏呈《请饬妥议科学新章兼酌改考试诗赋小楷之法》一折，经光绪皇帝亲自谕示，在全国推行，嗣后一切考试均以讲求实学实政为主，不能凭借楷法优劣为高下，以励硕学而黜浮华。陈宝箴与张之洞这个奏折，不仅是对科举制度的改革，而且是中国百年文化突围的开始。
在湖南任上，踌躇满志的陈宝箴济时代风云，大刀阔斧，整饬吏治，招纳贤才，推行新政，计划以湖南一隅为天下先，创立富强根基，使国家有所凭恃。三年的湖南新政为他身后赢得皇皇大名，使他成为清王朝两千多个督抚大员中为数不多的干才，其政治抱负更属凤毛麟角，其作为足以影响一时风气。
1897年的冬天，南学会、矿务局、航运局、蚕桑局、工商局、水利公司、龙舟公司、武备学堂、算学馆、昭信股票……放眼湖南全是新鲜事。新政运动中新兴企业的代表们齐聚又一村抚衙，大家欢声笑语，感慨三年来的变化。
湘报馆外，张灯结彩，一份现代意义上的日报诞生了，这是中国新闻史上举足轻重的日子。街市上各色各樣的公司、厂矿、局所招牌照得行人眼花缭乱，商店里货物充塞。陈三立动员起湖南乡绅，成为宝善成机器公司的股东，鼓励从事湘绣女红的胡莲仙母子开设绣坊，接受订单，走向市场。湖南五十名优秀学生整装待发，即将踏上留洋之路。每一天都有令人目不暇接的新事发生。
这的确是一场扎扎实实的全面社会变革；客家人敢闯肯干的特点，在湖南这方舞台上被陈宝箴演绎成了革故国旧气、维一方之新的宏伟蓝图。特别是经济、教育等方面的新政措施，成效明显，令人瞩目。陈三立一方面积极致力于顺应历史潮流的社会改革，另一方面坚决反对将社会引入干戈四起当中去，也不追求革命道路，唯愿以地方实验、文明教化和新政推行而实现社会转型。日后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关键人物多有出自湖南者，饮水思源，湖南新政当是绕不过去的一章。
义宁父子的幕僚班底，罗致了包括谭嗣同、梁启超、黄遵宪在内的维新志士，皆一时俊彦，阵容强大且又能敷实用，无论为官为民，居长居幼，皆平等共事，以新学相砥砺，以义气相激荡，使得湖南风气为之一变，成为全国维新运动的中心之一。天津《国闻报》就发现，湖南“素称守旧，而近日丕变之急，冠于行省”。当时放眼全国，各省官员敢为人先、真正效力变法改革的，也只有义宁陈氏一家而已。他们以其无与伦比的儒者之勇，在繁管急弦的一百天里，发出了惊世骇俗的光亮，千百年之后，依然在历史长河中熠熠生辉，激荡人心。
但陈氏父子的苦心孤诣，无人能懂，甚至遭受双重误解：保守者视之为激进，维新者视之为顽固。他们的忧苦和愤懑都显得孤苦无援。光绪二十四年（1898），戊戌政变失败，陈宝箴以“滥保匪人”被罢免湖南巡抚职，陈三立同被革职，永不叙用，一生政治抱负遂尽于此。无限酸辛，一言难尽。陈氏父子“累年所腐心焦思废眠忘餐艰苦缔造”的湖南新政，走到了山穷水尽的境地。1898年风雷激荡的一百天，最后以一幅悲苦黯淡的画面，定格在陈氏父子枯干的泪眼里。“陆沉几椠更何辞，剩有人间彻骨悲。”在看客如云、人心似冰的史书里，我们依稀还可见陈氏父子悲怆沉重的身影，式今鉴古，昭告方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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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宝箴苦心开创的事业，到最后一切都化为乌有。这使他有了透彻的领悟；陈家人的儒生心性，与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政治生活实在格格不入。子子孙孙从此不得再问政——这成了义宁陈氏的家训；而陈家从此果真也再无人登科入仕。这个中国近代历史上的显赫门庭，从此也走向了与传统仕宦人家截然不同的结局；陈家从此薪火相继，人才蔚起，成为古今中外皆罕见的文化世家。
陈三立这个百日维新的当事人，更是从此心寒如冰，一生远离宦海和官场，从充满刀光血影的世界里彻底隐退。
光绪二十四年（1898）正月，有十五人被江苏学政推荐入经济特科，陈三立榜上有名。之后荣禄等人也向清廷极力推荐陈三立。诚如陈寅恪后来在《寒柳堂记梦未定稿》中所说，倘若不是陈三立是时正丁母忧而依例不列保荐，则或即已入都，恐“当与四章京同及于难，可谓不幸中的大幸矣”。
崝庐为陈氏戊戌政变后的隐居之所，“取青山字相并属之义”。后来的“散原”二字，即从南昌散原山而来，选辞命意，似有接续崝庐的意味。陈三立居留崝庐期间，写有大量诗作，论者标其为崝庐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