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中树先生1935年出生于吉林集安。13岁就参加了中国民主青年同盟，并亲历革命工作。1954年考入东北人民大学（吉林大学）中文系，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8年留校任教后，一直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刘中树从鲁迅研究出发不断向周边研究领域拓展和延伸，逐渐进入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研究和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研究等领域。在治学过程中，他主动谋划和开拓了中日近现代比较文学、东北与东北亚地域文化与文学研究等领域，为学界培养了一批优秀学人。

20世纪50年代初的吉林大学中文系聚集了一批关内北上的精英知识分子，既有来自北京大学的杨振声和废名先生，也有来于延安参加过文艺座谈会的公木先生。青年时期的刘中树就在这个充溢着革命的理想和人文的情怀的环境中求学。当时，废名先生给学生们开设了“鲁迅及其创作”的课程。在课中，他集中讨论了阿Q是否具有农民形象的典型性的问题，并发表了《论〈阿Q正传〉》加以系统阐释。刘中树则在当时苏联文论典型论的影响和启发下有了与废名先生的不同认识，由此写成了《就〈阿Q正传〉的几个主要问题和冯文炳教授商榷》，发表在《吉林大学人文科学学报》上与之争鸣。

多年后谈及此事，刘中树自谦这篇文章“反映了一个青年学者某些幼稚和形而上学”①。其实，在那个苏联学术体系指导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和知识范式整体转换的历史时段，青年人以苏联文论作为研究的知识凭借，乃是意料之内和情理之中的事情。无论如何，我们都能从中看到青年时代的刘中树敏锐的学术眼光和敢于挑战权威的胆识。也就是从那时开始，鲁迅研究开始成为刘中树的学术志业，并渐渐形成了自己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理路和方法。正如他后来所说的那样，“一九五八年大学毕业留校任教后，我就一直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和鲁迅的教学与研究工作，特别是在学习与研究鲁迅的过程中，从文艺观到方法论都潜移默化地接受了鲁迅的理论观点和方法论影响，使自己的文艺观——学术思想逐渐地成型、成熟起来，成为我的文学史观与文艺批评观的理论灵魂”②。

20世纪80年代，在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的潮流中，50年代以来的知识体系和价值观念持续调整，无论是文学创作，还是文学研究，原有的观念和模式都开始被突破，作为中文系主任的刘中树也身于其役。在教学中，他鼓励思想个性，保护学术创新。在当时还是学生的徐敬亚等的朦胧诗创作和新诗论面临指责和批评时，他毫不犹豫地给予了保护和支持；在科研中，他开始自觉地用马克思主义文学研究理论框架吸收和融构西方和时代先进的思想理论成果，推动自己的研究进入到更为开阔和更为前沿的地带。

当时，中国思想文化界受西方文化冲击和影响甚大，西方文学理论和文学作品被大规模译到国内，相关讨论也非常热烈，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置于世界性的文化格局和学术视野中加以理解和阐释成为新的学术取向。1985年，刘中树发表了《中国现代小说的诞生、发展与外来影响》，系统地讨论了中国现代文学受域外文化与文学启发和影响的文学史线索和细节。他还与刘柏青先生一道，借助国门打开和学术交流的契机，与丸山升、伊藤虎丸、尾崎文昭、北岡正子、山田敬三等日本鲁迅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专家开展交流，第一时间将他们的学术成果译介到国内，使当时的学界感受到了全新的知识。他身体力行，组织学生研究和讨论鲁迅的思想如何受近现代日本文化的启蒙，进而对中国自身的文化构成现实和意义，又反过来对日本思想文化产生影响等当时国内研究尚为薄弱的学术问题，较早地在全国打开了中日近现代比较文学的研究视域。

文学本体性和主体性问题是建构20世纪80年代文学观念的关键词。文学研究者主张文学学科要成为独立于历史学、哲学和政治学等学科的单独存在，倡导在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中尊重文学的本性，恪守文学的独立品格，将审美和艺术也就是文学性作为专有的研究对象。与此相关的是，思想启蒙和文学变革意义上的鲁迅开始受到更多重视。刘中树较早地写出了《论〈伪自由书〉》《鲁迅的文学比较研究理论初探》《鲁迅“为人生”的文学观》《鲁迅研究的回顾与思考》等论文。这些文章都致力于摆脱长久以来理论先行和结论先行的研究模式，将鲁迅研究从之前政治话语笼罩的解释学框架中解放出来，从文学性观念建构这个新的话语分析角度重新阐发。特别是《论〈伪自由书〉》一文，讨论了《伪自由书》在鲁迅思想发展线索中的重要性和思想转变的意义的同时，还重视其所蕴含的思想性、文学性和艺术性之间的内在张力，很大程度上纠正了以往研究形成的通说。因而，被认为“为鲁迅杂文的‘类型形象’系列增添了有力一笔”对鲁迅杂文创作“分段研究有重大推进”③。

刘中树对作为文学家的鲁迅的系统研究成果是《鲁迅的文学观》一书。该书借助符合文学内在规律的理论范畴的建构和展开，在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的水准上，在文学观念和文学形式变革的谱系中，从革命文学观、现实主义文学观、比较文学观等几个方面，提炼出鲁迅文学观的认识论与艺术论的内在解构和层次。在阐释中，刘中树既注重对鲁迅文学观念的政治性和历史性阐发，也重视鲁迅文学思想中现实主义文艺观念及其创作在语言、风格、结构和文类等非政治性和非实用性方面的挖掘，从而提炼出作为新文化运动旗手的鲁迅的创作之于新文学的原型价值和示范意义。张梦阳先生认为该书对鲁迅文学观念的阐发，给鲁迅研究带来了新的视角和范式——“首次从体系和特征、本质观、批评观等基本方面对鲁迅的文学观作了较为全面的阐释”④。

彼时的学界不仅呼吁要“还文学以艺术”，还主张“还历史以真实”。当时，传入的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司马长风的《中国新文学史》等海外文学史，其作者的治史方法、对象、理论和思路确实在一些角度也给当时学界以诸多新启示，推动国内掀起了重写文学史的热潮。而作为整个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传统和背景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也面临着重新评价。

毫无疑问，鉴于当时的研究程度和认识水平，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史料的挖掘和完善、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的重新评价是必要和必然的。但是，当时的一些反思“五四”新文学研究的学者，虽然不满足于已有的既定说法和结论，但又明显缺乏在新的研究立场和思路下融合、转化和重新安排之前“五四”新文学运动解释史中合理部分的理性立场和清晰意识。在对20世纪50年代以来形成的学术观念与研究范式排斥和颠覆的同时，对之前学术研究的有效诉求和合理结论视而不见，甚至全盘否定。新儒学取向的学者，过于放大“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激进性和革命性，认定其割断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根系；自由主义倾向的学者则过于强调“五四”新文化运动思想层面文化启蒙的主张和价值，回避它的政治倾向，忽视其在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史上的作为与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