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九年一月，在教育部于北京召开的一次现代文学教材审稿会上，与会代表倡议，组织全国高等院校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参加筹备会议的，有全国部分高等院校的代表二十余人。……筹备会议决定：在全国高等院校范围内成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议选举王瑶同志任会长，田仲济、任舫秋同志任副会长。

经这次北京筹备会以及随后在西安举行的现代文学教材会议代表们的酝酿协商，推选出学会理事……并指定其中部分同志组成秘书处。会议为部分大区保留了若干历史名额，俟适当机会增选、补选。

筹备会议决定：创办《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作为研究会会刊；由秘书处草拟《高等院校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章程草案》，准备印发征求意见。

——《高校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成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79年第1辑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首届学术讨论会，于七月十二日至十八日在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胜利举行。来自全国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的代表共二百多人。

……会议期间，代表们还讨论通过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章程》，一致推选周扬同志为研究会名誉会长；陈荒煤、李何林、唐弢、孔罗荪同志為顾问。新产生的理事会选举王瑶同志为会长，田仲济、王士菁同志为副会长，并对于北京出版社合编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的编委会作了调整……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首届学术讨论会在包头举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0年第2辑

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创刊号（1979年第1辑）及次年第2辑上发布的两则“动态”，记录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的创生过程。从最初依托教材编写与各校学术交流需要成立的“高校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到扩大规模，广泛覆盖官方、高校、科研机构、出版单位与众多社会力量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的建立①，全国现代文学研究的队伍在一年半的时间内迅速集结。这不能不说是“文革”结束后，整个学界的人心所向使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在这一时间节点上应运而生既是顺势而为，也为现代文学研究的“拨乱反正”，进而实现学科在“新时期”的“重建”与“重构”发挥了至关重要的组织、引领与推动作用。

从1979年高校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的出现算起，2024年正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成立45周年。而“学科”始终是研究会的核心关怀。早在酝酿组织高校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时，参与筹备的各校代表就将研究会的旨归确立为“促使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工作进一步展开，共同探讨高等院校现代文学科研和教学中的一些重大课题，经常交流学术研究成果和经验，使这门学科的研究和教学能够更好地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任务服务”②。由于主干成员、机构性质与组织功能不变，“扩容”后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也延续并且更加强化了这一自我定位，特别是在1980年代的“学科重建”与1990年代的“学科重构”进程中积极探索、筹划与担当，留下了坚实的足迹。研究会当然不等于“学科”，在过去45年间的不同时期对于学科产生的影响也大小不一。此中有研究会自身的原因，更与时代潮流的变迁息息相关。但不应忽略的是，研究会成立的初衷乃是对于“学科”的责任感与使命感。这也是当初参与研究会工作的现代文学学人的共识。在各种主客观因素的作用下，研究会数度介入“新时期”以降现代文学学科的建设与发展，积累了若干经验，也见证了时势流转。所以，在回首45年来研究会走过的道路时，“学科”可谓首屈一指的关键词。

在研究会的平台上集中凝结与展开的对于“学科”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已经成为现代文学学科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是关系学科盛衰的核心精神。而因为研究会这一向度的存在，也启示了“学科史”不同于通常意义上的“研究史”与“学术史”，是观察与讨论“文革”结束后的现代文学研究、教学与组织历程及其得失的另一角度，同时又是高度内在于这一学术实践过程的维度。“学科”与观念、制度联动，主体则是置身其中的“学人”。对于具有“学科”责任感与使命感的学人而言，现代文学学科是“我们的学科”。现代文学以“人的文学”奠基，现代文学学科也应当以“人的学科”立科。尽管在具体时空中，学科建设与发展总有大于人与异于人的因素发挥作用，但学人的力量从来不容小觑。研究会的成立便是学人在历史转折关头的聚合，而现代文学学科的存续更是有赖一代又一代学人的接力。是故，“学人”构成了鉴往知来的另一关键词。

“学科”与“学人”的辩证贯穿于“新时期”以降现代文学学科演进的整个过程，由此牵涉学术与时代、个人与群体、潮流与标准、价值与边界等一系列命题。这由现代文学研究在当代中国的特殊性质所决定，也为具有自觉精神的现代文学学人所赋予。强调需要从“学科史”的角度认识与理解这一进程，并且提出“学人研究”的意义，目的在于“让历史告诉未来”③：从现代文学研究走过的道路中追寻，基于学术自身以及学术共同体的逻辑究竟应当有何作为与不为。

一、研究史·学术史·学科史

但凡一门学问发展到一定阶段，积累了相当数量的研究成果，出现“研究之研究”也就势所必至。“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是后来者的必由之路。晚清以降，“分科治学”的趋向加剧，“研究之研究”不仅成为具体学人入门、选题与反思的参照，更关乎小到一个课题，大到一个领域，甚至一门学科合法性的论证。于是，“研究史”的建构随之兴起。在诸多现代学门中，“新文学”（现代文学）研究相对晚出，但后来居上，成果众多自不待言，更因为与时代风气的往复纠缠而几经浮沉，命运充满戏剧性。无论是内部的复杂张力，还是对外见证几多晴雨，现代文学研究史都是一座“富矿”，也是后来者必须面对的“密林”。

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初，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学术研究指南丛书”。其中涉及现代文学者，包括《曹禺研究五十年》（潘克明）、《郭沫若文学研究管窥》（黄侯兴）、《老舍研究纵览》（曾广灿）、《不平坦的路：赵树理研究之研究》（黄修己）、《郁达夫研究之研究》（朱成甲）、《闻一多研究述评》（商金林）、《田汉研究指南》（田本相等）、《丁玲研究五十年》（袁良骏）、《茅盾研究六十年》（邱文治等）、《巴金研究的回顾与瞻望》（陈思和）与《现代文学流派研究鸟瞰》（邱文治）等。这套丛书对于若干现代作家与文学流派的研究史的清理及时而有效，其中多种日后都成为某一领域的必读书。而“学术研究指南丛书”的称谓也反映了“研究之研究”在时人心中的定位。“指南”功能是“研究之研究”兴起的重要动力。温儒敏就曾经区分“研究之研究”与文学史研究的不同，认为前者“不再满足一般文学史知识的积累，而要更专业、更有学术的自觉”，其目标是“入门与引导”，特别是养成“源自对研究对象的深入的思考，包括对既有研究成果的充分把握”的“问题意识”，从而“很自然会寻找自己可能适合的位置，明白自己可以做什么，什么问题的探寻可能是有意义的，也才能感受自己工作的价值”④。这样的“研究之研究”显然可以与专业化程度更高，也更加具有主体性的现代文学研究与教学相互配合。以研究史的梳理服务具体研究的推进，当然是建构研究史的题中之意。学科从“重建”到“重构”进程的展开需要了解“家底”与“出路”。而因为研究生制度在1980—1990年代的建立与推广导致的现代文学从业者数量激增，如何“腾挪趋避”同样需要研究史给予“指南”。

不过，在发挥“入门与引导”作用以外，现代文学研究史因其对象本身的丰富也足以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学术领域。最先在这一方向上发力，也是在研究史的编纂方面成就最高的，是鲁迅研究史。1982年，孙玉石出版《〈野草〉研究》时即辟出两章，专门整理“《野草》研究五十年”⑤。1986年，葛中义的《〈阿Q正传〉研究史稿》与张梦阳的《鲁迅杂文研究六十年》先后问世。同年，两部综合性的鲁迅研究史——袁良骏的《鲁迅研究史》与陈金淦的《鲁迅研究的历史与现状》也出版了。此后，关于鲁迅的“研究之研究”引起越来越多学人的关注。进入1990年代，除去袁良骏继续完成了《当代鲁迅研究史》，王富仁也贡献了力作《中国鲁迅研究的历史与现状》。而集大成者，是张梦阳的六卷本《中国鲁迅学通史》。袁良骏、王富仁、张梦阳三书各具特色，但都后出转精，堪为鲁迅研究史的代表作。如今对于鲁迅研究史的梳理也已经真正成为一大“专题”，不仅范围更广，而且程度更深。对于鲁迅的“研究之研究”，既能出学问，亦可见精神。

在很长一段时期内，现代文学研究与教学的核心都是文学史。所以对于“新文学史”（现代文学史）编纂史的研究也就在整个现代文学研究史中占有提纲挈领的位置。黄修己的《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开创了这一方面的研究，也是迄今最为系统地论述“新文学史”编纂历程的一部著作。黄著同样追求“学以致用”，即“为了提高文学史的编纂水平”；但更为重要的是，他将自家研究纳入了史学（尤其是史学史）传统，凸显了文学史学自身的认识价值。在他看来，“中国新文学史虽然只是文学学科中的一个小部门，一只小麻雀，但如果解剖得好，也有可能找到历史科学和文学研究的某些特性、某些规律”⑥。而这样的认识，当然不仅适用于以现代文学史编纂史为对象的“研究之研究”，同样也适合整个现代文学研究史⑦。对于黄修己来说，从肯綮处的编纂史研究辐射到现代文学研究史的方方面面在逻辑上相当自然与自洽。他也的确是1990年代以来学界对于研究史最为执着并且最具抱负的学人。2008年，他主编的两卷本《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史》问世。2020年，他又主持推出了五卷本《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通史》。他对于“研究之研究”的重视反哺于他个人的现代文学史编纂，也成就了其学术实践中最具特色的部分⑧。而将研究史作为一项专门学问，既是黄修己的洞见，也在1990年代以来逐渐成为学界的共识。1995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以接连两期的篇幅出版了“现代文学研究15年的回顾与瞻望”专号，收录了此前一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为纪念成立15周年召开的同题学术年会上的28篇论文⑨。黄修己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理论与实践的回顾》即其中之一。组织者认为，研究史的回顾乃是一项对于学科建设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学术史工作⑩。基于这一认识的学科传统悄然形成，研究会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也屡有筹划与回应11。

而在“研究史”的研究中，“学术史”与“学科史”的概念也常被提及，甚至多有混用。除去论者完全不加界定或者无意识的情况，三者的彼此勾连值得辨析。首先是“研究史”与“学术史”的关系。在古已有之并且晚清以降大放光芒的“学术史”传统中定位现代文学研究史，是许多学人的自觉做法。黄修己就将自己的此项工作称为“中国现代文学学术史研究”12。不过，黄修己却并未以“学术史”命名其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史》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通史》。在为后者所作《总序》中，黄修己提出“过河不拆桥”的说法。也就是说，“近百年里现代文学思潮、批评、研究的各类成果”都在他和他的团队的视野中。但他同时指出，现代文学研究的成果“虽然数量丰富，但学术质量高的，对学术发展真正起到推进作用的却不多”。所以，黄修己一再重申，不仅要总结“经验”，还不能忘记“教训”13。对于现代文学研究总体水平的评估，大概可以解释他为何舍“学术史”而取“研究史”。放眼百年，“对学术发展真正起到推进作用的”现代文学研究成果恐怕并不算多，而在现代中国学术史上绕不过去的就更有限。不是任何时期的学术都值得写入“学术史”，但作为一种“研究史”——客观记录其学术实践的过程与效果，进而总结经验与教训——则是可以的。正如不是任何时段都有“思想史”，人类思想史上的“天窗”比比皆是，但在思想再贫瘠的时候至少也有“精神史”——对于精神状况的如实记载与剖析。于是可见，1990年代以来最先从事“研究之研究”的现代文学学人普遍谨慎地以“研究史”而非“学术史”定义自己的著作14，在某种程度上就蘊含了这样的判断。直到晚年，黄修己也坚持“回顾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历史”，可以得出的最为宝贵的结论是“提高学科的研究水平”，“最需要的是渊博的学识”。在他看来，“这对于任何学科都是需要的，不过对我们学科更有强调的必要”。他直言现代文学研究在现代学术史上“地位不高”，“在人文学界缺少话语权”，是“不争的事实”15。

“最需要的是渊博的学识”这一学术史上的“常识”，在现代文学研究史中成为有待解决的“问题”，这本身就凸显了涉猎研究史的学人的问题意识。而这样的问题意识，正是以学术史的严格标准为参照的。当然，研究史也由此反向提出一个问题，即在百年现代文学研究历程中，究竟哪些学人、著作、事件、主张与范式在现代中国学术史上真正占有一席之地——或者独领风骚，或者别开生面，或者构成了不可或缺的对话与交响？也许这样的提问已经把“中国现代文学学术史”事实上置换为“学术史视野中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但无疑更加贴合学术史本身的逻辑。毕竟作为一种成熟的研究范式，学术史研究可以“随物赋形”，却仍有必要保持自己的提问方式。

现代文学“研究史”另一每每关联的概念是“学科史”。比如，温儒敏对于“研究之研究”的讨论就出自其领衔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概要》。该书《引言》的开篇即“‘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概要’，顾名思义，是介绍中国现当代文学这一学科的入门课，也是属于‘研究之研究’的课”16。可见，在温儒敏看来，“研究史”与“学科史”是基本等同的一对概念。无独有偶，作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发展报告”之一的《当代中国现代文学研究（1949—2009）》也是如此定义：“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是一门以中国文学的现代进程为研究对象的学科，有关它的学科性质和研究范围的认识，本身就构成了一个学术问题。”17同样，在报告作者那里，“研究史”亦即“学科史”。如是理解，自然有其道理。“学科”的建设与“研究”的发展向来互相支持。具体到现代文学研究而言，其走向繁荣更是与学科从“重建”到“重构”的过程同步；而对于学科的关怀，也是诸多现代文学学人开展研究时的重要动力，甚至取径与取法的参照。在这一意义上，“研究史”与“学科史”确实彼此包纳，一而二又二而一。

不过，“学科史”与“研究史”又有不同，或者说存在溢出“研究史”的部分。这就涉及对于“学科”的理解。所谓“学科”，不仅是指某一专业门类的学术成果的集合，即“研究史”的主要观照对象；还是一种学术共同体的组织形态，与机构（高校、研究单位、行业协会）、媒介（专业期刊、出版社）、学术规范和评价标准相互作用，在这些背后往往还有更高更大的“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凡此都属于学术社会学抑或知识社会学的范畴；而在当代中国，自1950年代以来，“学科”又是一种国家建制，其性质是“制度知识”，特别是与高等教育和学术管理配合18，1980年代以降虽然历经“重建”与“重构”，但这一性质并未发生根本变化，甚至在某些时候还以新的形式加以强化19，这不仅对于学科产生影响，对于其中的学人（特别是其存在方式与公共面向）也直接发挥着引导与规范的作用；当然，学科在个体意义上也是一种学术想象与“想象的共同体”，蕴含了一些具有自觉意识的学人对于自身工作的可能性的追问，从而与学科的其他层次形成区别。“学科”的立体性源自现代社会中“学术”的多义性——可以是“职业”，可以是“志业”，还可以是“业余”等。“学科”兼及观念、制度、知识、组织、媒介、思想、精神与生活的多重层面，这并非“研究史”所能全部覆盖。“学科史”不是一定大于“研究史”，而是其重心与“研究史”不同，需要更多放到“学科”的盛衰显隐与表里内外，以及“学人”如何感知、因应、调整与突破上来。作为一门具有高度的学科自觉的学科，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史”研究的本义应当如此。

二、“我们的学科”与“学科”中的“我们”

无论以“研究史”“学术史”还是“学科史”为名，既有的回顾现代文学研究历程的著作在本质上大都是“研究史”，虽然它们基本也都会或多或少涉及一些潮流变迁与制度建设等方面的内容，但更多是将之作为背景20，而且也只有在转型时期被论及，待到常态阶段则又“视而不见”，没有始终贯穿。“研究史”的思路决定了此类著作的重心一定是放在对于具体成果的整理与评价上的。即便意识到“学科”本身的变化不容回避，至多也只是分而置之，予以“拼盘”。其中的逻辑是“学科”变动构成了具体研究出现新的局面的“背景”，研究實践又更进一步实现了“学科”新变，两者的关系仿佛“一目了然”。《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概要》与《当代中国现代文学研究（1949—2009）》的框架设计便是如此。论者有意周全，但“研究史”模式的限度也由是昭然。因为“学科”与“研究”之间远非一一对应的关系，实则更为复杂；就算在可以对应的部分中，两者更为内在的关联也需要有机勾连，不是“自然而然”。更不用说左右“学科”的因素绝不限于研究实践的作用与反作用，还有更多其他力量参与其间。因此，继续“研究史”的研究固然仍有可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通史》的出版也不意味着已经“题无剩意”），但“学科史”的视野却有必要专门提出21。“学科史”的研究不是“拾遗补阙”，而是中国现代文学学科最为重要的特性使然。

中国现代文学真正成为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学科”，是在1950年代。“新学科”与“新国家”同构，而且在新的学科体系中还处于相对核心的位置。专业知识的建构同时承担意识形态的功能，一方面令这一学科备受瞩目，另一方面也带来“不能承受之重”。与当代文学置身当代中国的“一体化”进程一样，现代文学学科也概莫能外，甚至“现代”与“当代”相互发明，成为“一体”两面。所以，洪子诚从制度史与政治文化的角度考察“当代文学”的生成的思路22，对于现代文学学科史研究同样适用。现代文学学科的创生乃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当代事件”。不过需要说明的是，无论是制度面向还是意识形态色彩，对于现代文学学科来说，都不完全是外加与外在的。“新文学”从诞生之日起就是一种“文以载道”的文学，那么对于“新文学”的研究当然也具有“学以载道”的性质。而“新文学”“新学术”又都与“新教育”直接相关，晚清以降新式教育制度的建立为“新学科”奠立了制度基础，这点在“文学立科”与文学史成为整个文学学科的中心上体现得格外清晰23。是故，1949年以后现代文学学科的制度化与政治性可谓渊源有自，是因势利导的结果。当然，新的政治要求与制度建设使得学科空前国家化与激进化，则是必须结合当代中国的历史语境才能够准确把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