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杏培教授是与我时有切磋的青年朋友。当年丁帆教授、朱晓进教授、姚文放教授和我分别在文学院主事，学术交流密切，毫无门户藩篱，对各自门下的学生也比较熟悉。我记不清第一次和杏培见面的时间，但他对学术的抱负和进取心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杏培因获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而引人注目，博士毕业十余年，锲而不舍，已是一位成熟的批评家和学者。日前清华大学中文系的一位博士来东吴校园聊天，说起在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求学时的几位老师，提到一个细节：凌晨给沈杏培老师发微信，沈老师都及时回复。这个细节佐证了我对杏培治学勤勉的印象。

江苏的现当代文学研究界，从叶子铭、董健、许子英、范伯群、曾华鹏到丁帆、朱晓进这一辈，都有理想主义、现实关怀、学术创新的品格，这也是江苏作为现当代文学研究重镇的特征之一。杏培是80后一代，在大学求学时已是乱花迷人眼的新世纪。对他们这一代学人而言，我们成长成型的“八十年代”已是“传统”。杏培问学之初，研究的便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小说。曾经是我们文学生活的“现实”，已经成为杏培这一代人的“历史”。这样的时空错落，一方面给杏培这一代学人留下了初步形成的关于八九十年代的共识以及八九十年代对五六十年代的基本理解，所以，他们不可能不受到老师辈的影响；另一方面，所谓共识也只是基本的价值判断，而且随着90年代以后文化现实的变化，对历史和当下理解的分歧甚至逐渐大于共识。体认这样一种状态，是我们理解杏培和他们这一代学术出场方式的关键之处。杏培在《镜与针：新世纪文学论稿》的后记中写道：“我在写文章时并不看重理论，也从不会为了刻意立新论立奇论而故作惊人语，我看重的一是问题，而是立场。问题是研究学术的要旨和归宿，没有问题导向，所谓研究会丧失航向，会不知所云，会成为没有逻辑的梦呓。立场是指研究者的价值判断，是研究者通过扎实可靠的研究对象进行的优劣甄别和价值估衡，价值立场上的中庸和骑强是值得警惕的，妄图追求‘去价值化’的学术研究，也是拙劣的。”将问题与立场置于学术研究的核心，恰恰是许多学者批评家缺失的品格。

在这里，我首先要说到杏培的《印痕与记忆：新时期小说论稿》，这是他在2011年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的一本书。从论文答辩到2022年书稿出版，差不多也有十余年。我没有读过最初的博士学位论文，我想杏培肯定做了修订和增删，留下他成长的“印痕和记忆”。他所研究的“新时期小说”大致为20世纪八九十年代至新世纪的作品，而这个时间段在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中已经成为一个历史段落，80年代和90年代被做了程度不同的历史化处理。杏培将论稿中的“历史记忆”范围确定为20世纪六七十年代，这一段历史也是新时期文学重点处理的内容之一。杏培在书稿的《自序》中说：“这本书探讨的是‘新时期小说中的历史记忆’，此处的‘历史记忆’特指关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历史记忆。当下社会语境中，人们用各种方式在谈这段历史。我出生于1980年，没有经历过这段历史，但它却和我的生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祖父在60年代运动中的自缢和父亲的漂泊，只是那段历史中的细节，却成了杏培对20世纪六七十年代历史的“前理解”。这种理解在最初也许只是伦理的，但却是与历史产生关联的肉身。如何理解曾经的“非常态”的历史，对学人的问题意识和价值立场是一大考验。在这一点上，许多学人逐渐模糊和放弃了自己的坚持。因此，我特别关注杏培对历史的基本判断。他的相关论述未必是创造性的，但他没有放弃自己的基本判断则是难能可贵的，显示了一位青年学者的学术品格：“十年内乱的文学叙事在讲述这段历史起源、人性之恶、制度之殇等主题时，实际上不仅仅在探讨文学表现问题，也在参与了对中国历史进程的回顾和理性反思。当代的一些优秀作家始终以文学的方式进行着对这段历史的反思，比如韩少功、李锐、王安忆、余华、毕飞宇，等等，他们以深刻的历史关怀自觉深入历史现场，通过对这段历史的宏观或微观、局部或整体、写实或想象、见证或隐喻的多样化书写，艺术化地见证了这段历史给中国社会造成深刻影响。”我在研究“文革”时期的文学时曾经提出“非常态文学”的概念，比我晚一辈的杏培在谈论这个问题时比我当初更加理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