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与杏培相识，是由于责编一篇他的论文。《文艺研究》的办刊风格虽然以成熟、稳重著称，但一直欢迎有风格、有锐气的文章。只不过在国内的人文学术界，人们更愿意通过著书立说正面阐发自己的学术观点，很少有学者尝试公开与同行就某个学术话题展开讨论或争辩，坦诚、尖锐的批评性文字更是极为少见。因此，最初读到杏培的投稿《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的“强行关联法”指谬》时，我既感到非常惊讶，也深感钦佩。这篇文章认为，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人们普遍采用所谓“关联研究法”，探讨各类文学现象之间的因果、影响关系。然而，很多学者在采用关联研究法时，由于没有充分占有研究资料，或对研究对象的历史语境不够熟悉，最终要么无法充分说明两个研究对象之间的具体关联，要么通过庸俗实证或主观判断强行在两个研究对象之间建立虚假的关系①。这篇论文直指当下学术界的痼疾，可谓有深度、有思想的力作，它后来曾获得过多项国内有影响力的奖项，充分说明了它意义。尤为难能可贵的是，杏培在这篇文章里没有在抽象地批评某个研究现象的同时却具体地表扬某位研究者，而是选择直接指出三位学者的研究存在的问题，其中既有知名专家，也有青年学者。由于此时还只是责编过杏培的文章，并没有见过作者本身，因此我私下里暗自进行联想，觉得这种直率、坦诚、一针见血的批评，可能是出自一位性格孤僻、作风严厉乃至脾气暴躁的研究者之手。不过，后来终于有机会在一次会议上遇到杏培，才发现这其实是我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他的处事风格彻底颠覆了我最初的想象。现实生活中的杏培性格温润、平和，说话不急不缓，待人接物谦逊周到、温文尔雅，有着极强的共情能力，与笔下充满锋芒的文字形成鲜明的对比。现在看来，那种直率的批评文字，并不是来自他的性格，而是源于他对文学的热爱和对学术的执着。

一

杏培治学态度的严谨、执着，充分体现在他的学术工作中。他的博士学位论文（后修订为《印痕与记忆：新时期小说论稿》出版）处理新时期以来中国当代小说对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当代社会生活形态的书写。他将这类作品命名为“历史记忆小说”，尝试分析在新时期的不同历史阶段、不同社会语境下，历史记忆小说对那段逝去的历史的书写形态和叙事特征。这本身是一个颇有难度的论题，因为当“历史”与“记忆”这两个概念结合在一起时，表明研究者要处理一种非常复杂的主客融合状态。一方面，“历史”固然是要记录过去时代客观发生的种种事实，但受制于史家的主观意图、认知水平以及身处的时代背景等因素的影响，其实人们很难触摸到所谓完全客观的“历史”；另一方面，带有鲜明主观色彩的“记忆”更是受到回忆者的身份、经历、教育背景以及展开回忆的出发点等因素的影响，以至于我们最多只能说某些回忆所携带的情感是真实的，而很难判定回忆本身是否真实。因此，处理新时期以来作家对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当代社会生活的“历史记忆”，研究者至少要处理4个方面的问题以及它们彼此之间的复杂关系：第一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当代史本身的错综复杂与敏感，第二是作家自身的性格特征、成长经历以及生活地域等方面的因素，第三是不同历史时期的小说创作潮流以及社会语境對小说家的种种期待与限制，第四则是小说家在书写“历史记忆”时尝试参与或对话的社会文化思潮。这四方面问题中的每一个都极为复杂，彼此之间又相互缠绕，就更增加了研究的难度。面对这样的话题，在单篇论文中处理某个单一的研究对象，通过叙述暗示论题蕴含在复杂的脉络中是比较方便的论述方式。但在体大精深的博士学位论文中，如何梳理出一条清晰的叙述线索对这些问题展开论述，又能构成一部体系完备的著作，成了一个非常不易解决的难题。好在，杏培通过自己的勤奋和深思，找到了一条合适的研究路径。

在《印痕与记忆：新时期小说论稿》中，杏培梳理出“叙事”这一核心概念，用以统摄上述4个方面的线索，使得这部著作的整体论述结构清晰、体系严密，最终完成度很高。显然，杏培的这一选择是经过了非常缜密的思考的。因为“叙事”这一概念本身极具开放性，既包含“写什么”的具体内容，也蕴含着对“怎么写”的形式思考，可以同时涵括内容与形式两方面的因素。诸如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当代史、作家的生活经历和成长环境、小说写作年代的社会语境和文化思潮等因素，都会在讲述历史的“叙事”上留下深深的印痕。对这些印痕的考察，其实正可以把这些线头繁多、彼此交叠的脉络以一种清晰的方式呈现出来。例如，在《印痕与记忆：新时期小说论稿》讨论叙事方法的第二章中，杏培就明确指出叙事形式的这一特点，他认为“视角、语言形式、结构等作为文本的符号形式是文学的构成要素，同时，它们表征并受制于特定的社会文化语境。因而，这些符号形式不仅体现着作家的审美方式与艺术个性，也反映了相应的时代审美与文化心理”②。也就是说，以形式为中介，考察作家的个性特征与社会、历史语境在形式上留下的种种印痕，是杏培研究新时期小说对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当代社会生活的呈现的基本方法，这也是这部探讨“历史记忆”的著作选择以“印痕与记忆”为标题的原因吧。

在具体的论述中，《印痕与记忆：新时期小说论稿》以叙事为线索，依照叙事方式演变的历史脉络、叙事方法的特色分析、不同社会文化思潮对叙事的影响，以及叙事的困境与出路等进行论述，将新时期小说对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当代社会生活的描写，以体系化的方式梳理出来。不过更为重要的是，很多当代文学发展史上的重要转折，都通过对影响叙事的多重因素的分析得到了极具说服力的解释。例如，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文坛涌现出张炜《九月寓言》（1992）、李锐《无风之树》（1995）以及韩少功《马桥词典》（1996）等极具特色的优秀长篇小说，其中对六七十年代中国当代社会的书写与表现，此前同类题材小说相较，在叙事视角、文化立场等方面有很大不同。如何解释这种文学史上的转折时刻？在杏培看来，80年代中后期以来，类似伤痕文学、改革文学等与意识形态话语高度“共谋”的写作样态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小说家开始主动与意识形态话语保持距离，“退入”所谓“文学本体”之中。